dquo;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37]皇帝人选如何，都已须视武人眼色，何况封个伯爵侯爵？这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国变之后，败兵如潮，军队处在失控边缘，事实上此时已经发生严重危机——高杰所部在扬州、瓜州等处，大肆劫掠，与民众生死对峙；不同部队之间也为争夺地盘或其他利益，频发流血冲突。可以说，原有军事建构已失去效用，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必须要有新的方案，平衡利益、稳定军队，同时，重构朝廷武力或至少形成一种暂时秩序。就此而言，“设四藩”也许不是令人嘉许的方案，但它相当诚实，反映了现实的要求。

七

在我所读有关南明历史的论述中，能够瞩目于军事建构问题对南明时局之影响的，是一位美国作者司徒琳（Lynn A.Struve）。她的《南明史》，以明朝的“右文倾向”（或我所称的“以文抑武”）为起点和基础，将其视为南明的主要和基本矛盾。她说：“在明代中国不会有如同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或者黑格（Alexander Haig）的官员，也不会有做了州长或市长还向选民炫耀已往军功的上校。”[38]西方作者对这种情形拥有特殊的敏感，极为自然，而中国人可能却比较迟钝。过去我们的南明研究，普遍注意的是党争或道德问题，把它看作左右南明的主要矛盾。我们比较习惯这样的思路和兴趣点，可惜这并非崇祯之后格局变化所在。弘光朝的新局面，在于武人地位改变及由此造成的牵制与影响。与大多数人的历史认识不同，弘光朝并非因为清兵南下而崩溃；实际压垮弘光朝的，是内部军变，亦即左良玉部的叛乱——当然，左部叛乱又只是国家与武力这对矛盾最终的总爆发，在此之前，龃龉不断、酝酿已久，以后我们会借史可法督师扬州的情形作更加细致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