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是，刘泽清冒用高杰名义，联名上疏参劾刘宗周等，万元吉了解后，打算让高杰自奏一疏，声明名义被刘泽清冒用，而祁彪佳认为这么做不妥，万元吉由是打消此念。!鸿*特￠小+税*网* *嶵\鑫?蟑′节_哽?芯\筷,

据《明季南略》，大约半个月中，刘泽清先后三次上疏，要求严惩刘宗周。第一次与高杰联名，第二次与刘良佐同时上疏，第三次以“四镇”的集体名义：七月廿一丙午，刘泽清、高杰劾奏刘宗周劝上亲征以动摇帝祚，夺诸将封以激变军心，不仁不智，获罪名教。三十日乙卯，刘良佐、刘泽清各疏参刘宗周劝主上亲征为有逆谋。八月初二日丁巳，高杰等公疏请加宗周以重僇，谓疏自称“草莽孤臣”为不臣。既上，泽清以稿示杰，杰惊曰：“吾辈武人，乃预朝中事乎？”疏列黄得功名，得功又疏辩实不预闻。[60]

不仅冒用了高杰名义，还冒用了黄得功名义，只有刘良佐未见表示异议。最恶劣的当属第三次，盗用“四镇”集体名义来构成强大军事压力，逼迫朱由崧制裁刘宗周。_躌*4?墈!书\ ?蕞,芯.璋+劫^庚~鑫\筷￠

事实上，刘泽清还曾于八月二十日第四次上疏。这一次，攻击对象除了刘宗周，还有内阁大学士姜曰广。原因是，刘宗周《恸哭时艰立伸讨贼之义疏》呈达后，握有票拟权的姜曰广代朱由崧作出如下批示：览卿奏，毋狥偏安，必规进取，亲统六师恢复旧物，朕意原是如此。至严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孝之良心，慎新爵、核旧官，俱说的是。朕拜昌言，用策后效。仍着宣付史馆。该部知道。[61]

虽无实质性处理，然而，将刘宗周奏疏存入史馆，等于所言将鉴于史册。

因此，刘泽清大恨，连同姜曰广一道猛攻，《甲乙事案》形容：“其词凶悍甚。”[62]这种凶悍有充分的理由。虽然高杰、黄得功不肯与之联手，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马士英却是他的奥援。黄得功揭发刘泽清盗用其名义的奏疏，被马士英悄悄扣下。面对刘泽清的连番弹劾，刘宗周指出：本朝受命三百年来，未有武臣参文臣者，尤未有武臣无故而欲杀宪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辄操庙堂短长、使士大夫尽出其门者。\t*i^a\n*l,a,i.s,k/.?c.o?m￠有之，皆自刘泽清始。一时纪纲法度荡然矣。[63]

这几句话，完整道出弘光政局的根本之变。大势如此，不可挽回。十多天后的事实证明，这场较量，文官系统损失惨重。九月九日，姜曰广致仕；九月十日，刘宗周致仕。户部给事中吴适上疏，恳请留任姜、刘，没有任何反应。《小腆纪年附考》说：“宗周以宿儒重望，为海内清流领袖。既出国门，都人士聚观叹息，知南都之不可有为也。”[64]

九

对姜曰广、刘宗周的相继去位，文秉评以“从此大柄益倒持矣”[65]——的确是这样一个标志，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在那以后，国柄实际落在武人之手，“以文抑武”国策就此破产。

但是，明人对于这当中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认识，他们难以走出抽象的“是非”，从客观实际出发去看待和理解这种变化。比如文秉随后的评论：泽清以武夫而强预举错之权，固已悖矣。至公然驱逐正人，甘为群奸效命，逆莫大焉。[66]

仍是“悖”、“正人”、“奸”、“逆”一类字眼，仍然以正统看一方、以阴谋看另一方。其实政治上实质性的变动，从来不是靠阴谋；阴谋可以起一点作用，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还是来自实势的转换。明末政治的武人上位，不应视为捣鬼的结果，而是趋势所在。

拉开一段距离的清人，所见就比明人中肯。徐鼒承认刘宗周疏言都是“侃侃正论”，但却批评他是“君子之过”。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其守春秋讨贼复仇之意也。然则其言可用乎？”并引用了一句古语：“国君含垢，贵知时也。”拿史可法为对照，并称赞了后者：“史可法之委曲抚绥，论者讥其懦，而吾独有以谅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