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弘光朝，吴三桂拥有正面的形象，事实上，他被看做功臣和英雄。尽管山海关自他手中献出，然后又作为先锋引多尔衮入京，南京上下却不以此为多大的罪恶。后者看重的，是他联手清兵、击溃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报了仇。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平西伯真正尽到了对于君主的义务，是为人臣者之表率。五月末，户部侍郎贺世寿在其奏疏中，正是这样评价吴三桂，同时抱怨其他武将的渫黩：如吴三桂奋身血战，仿佛李、郭（指唐将李光弼与郭子仪，二人以平安史之乱垂诸史册），此乃可言功拜爵，方无愧色。若夫口头报国，岂遂干城，河上拥兵，曷不敌忾！[5]

这完全不能说服我们。作为现代人，不妨谅解古人奉守忠君之道，而引狼入室却另当别论。吴三桂之为我们不齿，主要在后者。而令人意外的是，当时评论几乎不曾涉及这一点，就好像那是一个盲点。

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多尔衮致史可法那封著名信件中，关于吴三桂，作者引用了一个中国典故：“独效包胥之哭”[6]。故事发生在春秋末年。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率吴国大军攻破郢都，楚大夫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终为所动，“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7]假如我们为明人对吴三桂“引狼入室”无动于衷感到困惑，可以到这典故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