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名士。在盛行以名节论是非的明末政坛，这令人大跌眼镜，构成十足的反讽。观察这个“名节”系统，我们除了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也看到了历史的阴影。

一

明末投降问题，既引人注目，又淆乱迷离。

当时，杨士聪写了一本小册子《甲申核真略》。他在“凡论”里说：称核真者，以坊刻之讹，故加核也。坊刻类以南身记北事，耳以传耳，转相舛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1]

他所讲的“坊刻”，指甲申国变后推出的一批书。明代印刷术既已发达，而明人的时事意识、政治意识、新闻意识、市场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惊世之变后，出版家反应迅疾，第一时间付诸行动。他们知道什么书好销，也知道怎样内容合乎读者口味，于是，以亲历、见闻的名目，或编或撰，大量推出纪实作品。以我看来，这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次纪实作品出版热。不过也跟今天相仿，名曰“纪实”，里面却有不少属于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亲历、见闻的旗号，实际只是道听途说，即便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一类情形，亦复不少。一个主要原因，即如杨士聪所说，“以南身记北事”。好些编者、作者，事变发生时，根本身在南方。既然并不在场，况且又是短时间匆就，哪怕没有捏造之心，对实际事实疏于核实终归难免。举个例子，后被阮大铖借题杀掉的周镳，便是“以南身记北事”的一位。他一个人就编辑了两本这样的书，一名《燕中纪事》，一名《国变录》，被失睦的亲戚告发为“私刻”。[2]这两本书，我们现在不能看到，难断其质量；不过以其远离北京，仍敢采用《燕中纪事》《国变录》这样追求现场感的书名，确令人不得不抱一点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