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与周钟、项煜等同日被杀。到唐王朱聿键时，其子光廷瑞替父伸冤，给事中方士亮具疏求平反，得到黄道周支持，“得旨昭雪”，恢复原官衔，又授光廷瑞以内阁中书之职。[7]

马其昶称其所本为《桐城轶事》，以及左光先的《野史辨诬》，前者“记被诬下狱及昭雪事甚详”。这两件材料，我都不曾眼见。比之于光时亨曾降李闯的众口一词，马其昶一家之言有些单弱，我们未必立刻加以采信。但这种在同一件事上南辕北辙、截然相反的叙述，提醒我们充分注意明末历史的复杂性。

二

如杨士聪所说，在南方，“北来诸臣”背负了沉重压力，身陷白眼之中。这处境，固然源自一种极端化的伦理道德话语（后面我们再具体讨论），但也要看到，北京陷落后发生的许多事，对明末的精英阶层构成很大打击，使他们倍感颜面扫地，难对世人。

《甲申朝事小纪》开列了投降李闯的明朝官员详细名单，具其姓名及所授官职。那是一份相当长的名单，我逐个数下来，总计一百四十五人。其中分三种情形：迎降拥戴者、接受大顺委任者、得录用而未授职者。[8]《平寇志》也写到大致相同的情形和数目，只是未曾具体列出每人姓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