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果实被谁收获了呢？那就是经过元代间隔一百年后而“恢复中华”的明人。+鸿*特￠暁_税′惘¨ /已.发,布′罪,薪~璋¨截^我不知道若非之前的百年异族统治，明代是否有那么强烈的复兴儒学的使命感。总之，从一开始明代意识形态就抱着重振汉官威仪的志向，对此，既近且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自然是以宋为师。明代士子接过宋儒的衣钵，将它好好地发扬光大了，而明代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层面大力褒奖和推动。所以，道学风气兴于宋而弘于明，终于在社会全面铺开。这就是为什么宋、明两代，晚景相像，而两者的社会心理与反应却并不相同——明末的悲情气质，比宋末强烈许多。虽然南宋末年也出现了古来少有的悲情形象文天祥，但到了明末，文天祥式人物就绝非一个二个，而是难以计数、俯拾即是。明代士子常把“国家三百年养士”一语挂在嘴边，在他们，这话可不空空洞洞，而是沉郁顿挫、掷地有声的。因为，虽然每个王朝都“养士”，但只有明朝以“名节”养士，士子们的道德归属感、使命感特别沉重。所以，历来于改朝换代之际都不免发生的降附现象，偏偏在明末才形成那么大刺激，恰似洁癖者一脚踩在狗屎之上。¨E+Z-暁·说`徃′ ?最?鑫·漳￠节~更+辛′哙?我们若不能想象明人这种洁癖倾向有多严重，可以打量一番至今林立各地的贞节牌坊。不知大家可曾留意，这些贞节牌坊绝少有建于明代之前。它们是男人给女人立的，或丈夫给妻子立的，而依礼教的观念，臣子之于君主就好比女人之于男人、妻子之于丈夫，道理完全相同；因此，和“好女不事二夫”一样，好的臣子也不该侍奉二君。

八

话说回来，并非只有中国才讲“忠”。其他文化和文明，也主张效忠国家、奉事以忠。可见“忠”在有些方面，也反映了人类“普世价值”。本文讨论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忠”，产于中国式君权崇拜的观念及历史。这种“忠”没有“普世性”，只有特殊性和极端性，以致经常闪现不可理喻、出人意表的惊人之见。

比如，通常接受“伪职”、切实为敌工作的人，才算投降者，而在明人眼里，这远远不够。.k·a¨n￠s·h¨u_j*u+n/.*n+e?t\从当时江南各地人士“讨降”檄文中我们发现，那些在京遭受拘禁与拷打的官员，也是指责和清算的对象，也列入“从贼”范围。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突出谈到了这一点：且辱与荣，对者也。冠裳车服，贼之所谓荣者，吾既以为辱；则桎梏桁杨，贼之所谓辱者，吾将以为荣。荣辱有何定哉！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100]

“刑辱之说”的意思是，那些被闯军抓起来并且用刑的明朝官员，纵使并未加入大顺政权，也个个算有罪之身。这道理，无论怎么看，都古怪极了。遭此大难，悲惨之至，不表同情与慰问已很过分，怎么还要问罪呢？大家不知，那是根据两个理由。一是“刑不上大夫”，身为朝廷命官而被庶民（农民军）拷打，看上去是你受皮肉之苦，折辱的却是朝廷体统，故而有罪。二是“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既然君上已然自尽，臣子就再无活下去的道理，何况这种“偷生”还白白地送给“贼寇”凌辱自己的机会。归根到底，崇祯死后，诸臣别说屈膝投降，活着就算有罪，在江南声讨过程中，有位诸生就怒斥道：“主辱臣死，岂主死尚可臣生！”[101]

所以，南都有关“附逆”之议，普遍主张除明确投降的外，要增加“徘徊于顺逆之间”[102]这种情况。有人于奏疏中，提至如下高度：“变故危亡之际，正臣子致身见节之时。亘古迄今，大义无所逃于天地间也。”[103]这就是“死忠”的奉君之道。从“死忠”角度看，逃生与投降半斤八两，于“大义&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