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豪取，而原本的合理性则不能剩下一星半点。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田制》篇中说：“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17]，他惊讶于历史总是维持着人民处境每况愈下的奇怪趋势，而没有相反的迹象。他指出，症结即在赋税：“吾见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18]

关于赋税之重如何不堪，他很快联系了明朝现实来说明：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指五代十国之吴越钱氏王朝）而重，宋未尝改；至张士诚而又重，有明亦未尝改。

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19]

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而重赋随之亦至，不断升级。以至于明代，每亩一年所获粮食不过一石，而承担的赋税，从三斗至七斗不等，再算上其他“法外”侵夺，最终可达“尽输于官，然且不足”的地步。连国中最富庶地区都被压得不能喘息，贫苦之地人民景况更不待言。

我们还记得，初税亩之前的田赋，比例为十分之一，眼下却达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乃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黄宗羲提到，汉代文景二帝“三十而税一”，是比较好的时期；光武帝“初行什一之法，后亦三十而税一”。三十则税一，税率相当于3%多一点。他认为这比较合理，主张回到那种样子，并驳斥担心“三十而税一”可能不够用的观点：或曰：三十而税一，国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内，天子食之，其收之诸侯之贡者，不能十之一。今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无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忧之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