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增兵设戍，饷额过倍。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於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于是始。[37]

万历末期，女真崛起，边事日紧。“至四十六年（1618），骤增辽饷三百万。”第二年，再增二百余万两，并且不是临时性的，成为每年固定征收的款项：“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38]全国仅北京周遭和无油水可揩的贵州幸免。当时，其实国库充实，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守财奴万历皇帝一毛不拔[39]，而宁肯盘剥人民。

崇祯三年（1630），在五百二十万基础上，辽饷“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40]，接近七百万两。崇祯十年，起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称“剿饷”，以为平寇之用。崇祯皇帝就此发表上谕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41]

所谓“暂累吾民一年”，实际并非如此。“初，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42]一年后未停，仅减半而已。到崇祯十二年，杨嗣昌等又“有练饷之议”，“于是剿饷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