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恐怕张养浩亦不能料，时隔三百年，令他感慨万端的潼关，将再次如火如荼演绎“兴亡”一幕。·墈`书\屋. !无.错`内?容,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六，“李自成陷潼关，督师尚书孙传庭死之。”[4]西安门户为之洞开，仅六天，西安告破。翌年正月初一亦即甲申年（1644）元旦，李自成建大顺国，次日发兵，出潼关进军北京。四个月后，从原路败回，再过潼关。当年十二月下旬至翌年（1645）一月中旬，顺清两国集结大军在潼关决战。一月十二日潼关陷落，李自成率部从西安南逃，从此流窜。

一年多内，潼关迭面世变。李自成四过潼关，两番得意，两度失意。他先以“寇”入、以“帝”出，数月后相反，以“帝”入而以“寇”离。在他，此可谓成王败寇、一线之间。但三百年前，为救济饥民而来的张养浩，置身历尽兴亡的潼关，心中只想到三个字：百姓苦。

二

一部二十五史，所述无非兴亡。!微′趣+晓+税-网. +唔_错~内?容′然而，这字眼之于庶民却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兴也好，亡也罢，旧符换新桃，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忧君之伤、亡国之痛，写满史册，其实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怀，与真正的庶民多半无关。问题在于，修史的能力及权力，握于后者之手，庶民何感何想，后人其实概无所知。而这往往成为盲点，使人不知不觉中以为正史野史的主题和感情，能够反映时世、代表民心。

那是没有的事。真实的时世、民心怎样？崇祯末，北京流传民谚：“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一语双关。又说：“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5]对于明亡，不悲痛，不眷恋，一言以蔽之，痛痒无关。这朝廷、这国家，不以人民愿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听取人民意见，人民没有认同感，亡与不亡，干我何事？所以赵士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现：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6]城破前，北京人确实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会大祸临头，等到传来消息“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马上恢复平静。′s′y?w?b+o~o!k..,c,o*m_“奔走如故”几个字，尽现民众的无动于衷；占领军要求帽上粘“顺民”二字，无非一是表示顺服，二来寓有“大顺子民”之意，对此，大家也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一代王朝轰然倒地，这场巨变，我们在将近四百年后说起，每每还有惊天动地之感，可当时京城民间，竟如此平淡或冷淡，简直像什么也没发生。

无独有偶，清末民初鼎革，人民又有类似表情。当时的启蒙者倍感痛心，叹为“麻木”，从中抽取出国民性。这固然不错，然而想一想二千多年代代兴亡，从来是权力者游戏，无论怎样，百姓所得不过是个“苦”字，那么，怎能不“麻木”，又为何不“麻木”？作为经历甲申之变的人，计六奇把明朝崩解原因归于“各自为心”[7]。这个总结，或者更在点子上。大家心腹不一，成王败寇是你们之间的事，小民操什么心！

三

不单不操心，在北方，朝廷崩解之后的乱世，还被当做短暂的机会加以利用。

虽然同样压榨严重，但因土地瘠薄，气候较差，物产不足，北方百姓生存普遍比南方更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暴乱会在北方发展壮大。在中国，加入暴民行列，几乎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但凡尚存一点余地，就不致有此决断。换言之，李自成百万之众，仅为最不堪生活的一小部分赤贫之民，这以外，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人数更多。他们只须很小的理由，就会回避直接变身为“草寇”。骨子里中国民众都不愿而且惧怕惹事，但这不表示心中不藏着不满与怨恨。所谓“良民”，只产生于幸福、合理的社会；在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中，本质上没有“良民”。之所以很多人保持着“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