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论证明王朝不得民心，并非本文的题旨。倘若那样，此文几乎可以说纯属多余，因为历来在明末农民暴乱问题上，以此为题旨的文章早就不可胜数。

本文之作，首先与另一个问题有关，亦即我曾经讲过的，明朝之亡，非以甲申年为准——当然，你愿意说它亡过两次，亦无不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晨，崇祯自缢、北京城破，某种意义上，明朝崩溃了；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假死，五月初三，随着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它又活了过来，以完整的政权体系，继续统治国中最大一片区域，直到整整一年后；乙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由崧作为俘虏被押回清军占领下的南京，这象征着中国的统治权正式易手，之后在福建、广东、云南以至缅甸，虽仍有明朝残余存在，却已是流亡政府，因此明朝之亡的合理界限，应位于1645年6月。

本文之论，即从明王朝在北京、南京先后两次解体引出，或许，每个明史爱好者都曾注意到它，并和笔者一样深为困惑：这两次解体所唤起的反应，不论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差异极其悬殊。士大夫的表现，笔者已在《降附·名节》中加以描述，本文所谈着重于民间方面。

北京之崩，一般民众的态度大致如前所述。从北京市民“奔走如故”到晋冀鲁豫乡村的“土贼”蜂起，都说明百姓即便不是兴高采烈，至少也与己无关、漠然以对。这还不包括民众如何对待所谓“贼寇”。虽然我读过的史料，几无例外都对闯军采取谩骂、诋毁，其中很多作者的学问、人品，笔者颇存敬意，但他们亦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贼寇”们在许多地方为民间所欢迎与追随。虽然很多知识分子的著述避谈这种情形，却仍有踪迹可察。在此，举个比较生动的例子。闯军节节胜利的甲申年三月，路振飞致信张国维：承问敝乡事，言之愤郁。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若谓其实行假仁假义也者。三月九日，伪官孙某到，诱士民飏去，温言抚谕，共信为真。士民但求赊死，不顾孔孟道义，不顾祖宗德泽，并不顾一身节义，相率迎贼。[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