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兵举事后，马士英在明知清兵迅猛南下的情况下，尽撤江北防线，强令各部向西集结。~s,h!u·b`x!s`.?c.o-m?我们不便断言，如果清军南下同时没有左良玉兵变，马士英是否会组织对外敌的有效抵抗。我们只是知道，当兵变发生而同时面临外敌时，马士英作为国家领导人所下达的命令，是将外敌置予勿论，全力粉碎内部的叛乱。

他所认定的敌人是左良玉，不是满清。这好像也没太大问题。其一，左良玉确实是叛乱者，说他有“危我君父”的企图并不牵强，而那是头等罪名；其二，左兵和清兵之间，马士英认为前者较后者威胁更大、更急；这是判断问题，你可另有判断，但不可以禁止他这么判断。因此，从冠冕堂皇角度，马士英没有什么太可指责的。然而谁都知道里面有猫腻，干脆说，谁都知道马士英是公报私仇，但这话却没法摆到桌面上，因为马士英用“公”的外衣把“私”包裹得极好。

对中国古代，人们存在一个误解，以为君主制下无公权，权力是皇帝私有。\x~x`s-c~m￠s/.?c·o¨m?肯定地说，并非那样。如果去过一些古代衙门遗址，往往能在门外见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几个字。它无疑体现了一种公权概念。包括皇帝本人在内，权力也受各种限制，不能随心所欲。中国的问题，不在缺乏公权概念，甚至不在缺少防止公权私有的制度设计（当然，那时的设计达不到现代水平，但跟相同历史时期世界好多地方比，中国的设计已算出众），而在于中国人通常不能信守。他从小受教育曾经接受过公权的意识，也从文章和语言上反复表示要忠于这意识，但一旦权力到手，却完全背弃所诺。这就是心口不一。这现象的根因说来就很虚渺了，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文化缺一个宗教本源，在此无暇深究。总之，中国人骨子里普遍不接受公权真正被限制与私利隔绝，并非已经当上官的人这样，一般民众如果展开对权力的幻想，多半也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兴奋点。在这意义上，马士英谈不上“中国的败类”，甚至也谈不上特别坏的中国人，实际倒不如说，他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中国人。-E+Z.晓,说?王* +已-发·布¨最~新￠蟑+截¨

他并不是满清的“潜伏者”。我曾大胆设想，倘若起事的不是左良玉，或者里面没有一个他恨之切齿的黄澍，马士英态度也许能颠倒一下，变成北兵急、叛兵不急。不幸，历史“刚好”不是这样。这么看历史，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列位有所不知，假如历史总是被各种私欲拨弄来拨弄去，它的内涵往往还真的并非想象的那样严肃。

不妨就具体看看，在马士英的拨弄下，历史变得怎样地轻浮。《鹿樵纪闻》：陈洪范还，言王师（清军）必至；士英恶之曰：“贼犹未灭，北兵不无后虑，岂能投鞭问渡？且赤壁三万，淝水八千，一战而安江左。有四镇在，何用多言！”[18]

他很早就了解到动态，而给予的回答，则前半可耻、后半可笑。照他的意思，李自成存在一天，明朝就一日无事，清、顺双方互掐，明朝即可安卧。这跟高起潜认为左良玉将同时受官军和“闯贼”夹击而不足为虑如出一辙。马士英还说，姑不论清兵无法脱身南顾，就算来了，亦非大难临头，摆平之，举手之劳。他凭什么底气这样足？原来有两个典故，即“赤壁三万，淝水八千”，前为三国赤壁之战，后系东晋淝水之战。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第二，胜方（东吴、东晋）国都恰好都在南京。马士英觉得，这足够说明问题了！其实类似道理，我们当代曾经也很爱讲：别人能做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以及“我们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之类。马士英也无非是这意思。历史既有先例，现实便有可能。在南京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东吴、东晋做到的，大明为何做不到呢？你看，他也蛮有道理。但他的道理，都只在想象中成立，在实际中不成立。赤壁、淝水两战固为奇迹，分析起来却都事出有因，如北人不服水土、长江之天时地利、敌人骄兵心理……如欲历史重演，须这些因素原封不动也在现实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