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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完结

——左兵举事后,马士英在明知清兵迅猛南下的情况下,尽撤江北防线,强令各部向西集结。~s,h!u·b`x!s`.?c.o-m?我们不便断言,如果清军南下同时没有左良玉兵变,马士英是否会组织对外敌的有效抵抗。我们只是知道,当兵变发生而同时面临外敌时,马士英作为国家领导人所下达的命令,是将外敌置予勿论,全力粉碎内部的叛乱。

他所认定的敌人是左良玉,不是满清。这好像也没太大问题。其一,左良玉确实是叛乱者,说他有“危我君父”的企图并不牵强,而那是头等罪名;其二,左兵和清兵之间,马士英认为前者较后者威胁更大、更急;这是判断问题,你可另有判断,但不可以禁止他这么判断。因此,从冠冕堂皇角度,马士英没有什么太可指责的。然而谁都知道里面有猫腻,干脆说,谁都知道马士英是公报私仇,但这话却没法摆到桌面上,因为马士英用“公”的外衣把“私”包裹得极好。

对中国古代,人们存在一个误解,以为君主制下无公权,权力是皇帝私有。\x~x`s-c~m¢s/.?c·o¨m?肯定地说,并非那样。如果去过一些古代衙门遗址,往往能在门外见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几个字。它无疑体现了一种公权概念。包括皇帝本人在内,权力也受各种限制,不能随心所欲。中国的问题,不在缺乏公权概念,甚至不在缺少防止公权私有的制度设计(当然,那时的设计达不到现代水平,但跟相同历史时期世界好多地方比,中国的设计已算出众),而在于中国人通常不能信守。他从小受教育曾经接受过公权的意识,也从文章和语言上反复表示要忠于这意识,但一旦权力到手,却完全背弃所诺。这就是心口不一。这现象的根因说来就很虚渺了,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文化缺一个宗教本源,在此无暇深究。总之,中国人骨子里普遍不接受公权真正被限制与私利隔绝,并非已经当上官的人这样,一般民众如果展开对权力的幻想,多半也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兴奋点。在这意义上,马士英谈不上“中国的败类”,甚至也谈不上特别坏的中国人,实际倒不如说,他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中国人。-E+Z.晓,说?王* +已-发·布¨最~新¢蟑+截¨

他并不是满清的“潜伏者”。我曾大胆设想,倘若起事的不是左良玉,或者里面没有一个他恨之切齿的黄澍,马士英态度也许能颠倒一下,变成北兵急、叛兵不急。不幸,历史“刚好”不是这样。这么看历史,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列位有所不知,假如历史总是被各种私欲拨弄来拨弄去,它的内涵往往还真的并非想象的那样严肃。

不妨就具体看看,在马士英的拨弄下,历史变得怎样地轻浮。《鹿樵纪闻》:陈洪范还,言王师(清军)必至;士英恶之曰:“贼犹未灭,北兵不无后虑,岂能投鞭问渡?且赤壁三万,淝水八千,一战而安江左。有四镇在,何用多言!”[18]

他很早就了解到动态,而给予的回答,则前半可耻、后半可笑。照他的意思,李自成存在一天,明朝就一日无事,清、顺双方互掐,明朝即可安卧。这跟高起潜认为左良玉将同时受官军和“闯贼”夹击而不足为虑如出一辙。马士英还说,姑不论清兵无法脱身南顾,就算来了,亦非大难临头,摆平之,举手之劳。他凭什么底气这样足?原来有两个典故,即“赤壁三万,淝水八千”,前为三国赤壁之战,后系东晋淝水之战。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第二,胜方(东吴、东晋)国都恰好都在南京。马士英觉得,这足够说明问题了!其实类似道理,我们当代曾经也很爱讲:别人能做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以及“我们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之类。马士英也无非是这意思。历史既有先例,现实便有可能。在南京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东吴、东晋做到的,大明为何做不到呢?你看,他也蛮有道理。但他的道理,都只在想象中成立,在实际中不成立。赤壁、淝水两战固为奇迹,分析起来却都事出有因,如北人不服水土、长江之天时地利、敌人骄兵心理……如欲历史重演,须这些因素原封不动也在现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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