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池。而这样的城池，多少可为污浊的中国挽回一些颜面。

史可法以必死之念，在无望中等候敌人，纯然只为证明点什么。其实，将近一年他都是如此：在局势，事不可为；在个人，绝不放弃。好在他不算完全孤立，所谓“德不孤，必有邻”，最后与之为伍、共同挺立于扬州的，还有数十人。孟森《任民育》写：危城官属，明知肝脑不日涂地，而一息尚存，誓不远引规避，若扬州知府任民育以下数十人。[44]

他们中，有扬州知府任民育，他在城破后，郑重换上明朝官服，端坐大堂、恭候敌人，说：“此吾土也，当死此。”有吴尔壎，去年他在北京经不住闯军拷打而屈降，引为奇耻，“南归谒可法，请从军赎罪，断一指，畀友人祝渊寄其家曰：‘我他日不归，以指葬可也。’”[45]城破，投井而亡。有副总兵马应魁，“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巷战死。”当然，还有何刚、刘肇基……

此数十人可证中国非无人，而是人非所用、用非所人，亦即前面所陈偏爱奖劣惩优、与优胜劣汰的自然道理背道而驰那种奇怪趋势。很意外地，连弘光帝也晓得这一点。一次，钱谦益论及当用某人，朱由崧这样说：“国家何尝不收人，只是收来不得其用。”[46]

这样的扬州，也迫使满清露出真面目。之前，它一直努力克制和隐匿本相，现在这苦心尽付东流，一夜之间回到关外，回到素喜屠城的努尔哈赤时代。扬州屠城之种种，王秀楚《扬州十日记》备述极详，笔者不再添足。我只想说，扬州一案除了惨绝人寰，也是另一鉴证；即十七世纪中国在被征服过程中，并不只有一味顺服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