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满清初入中国，更能体会南北两地态度当何等悬殊。所以雍正的不解或困惑，颇为自然——如非一国，山西、湖南人态度截然不同，并无可诧异之处；既是同一国家，都曾为明朝子民，怎么一个可以很快地春风化雨，一个却如顽石那样难以感化？这其实是个很深的问题，雍正说他“不解”，可能真，也可能是为了揭批曾静故意装成“不解”（从《大义觉迷录》看，他对中国相关的思想渊源，不乏了解）。倒是当今中国人也许真的大多不甚了了。以现在贫乏的话语，当时山西、湖南之间这种差别，恐怕都用爱国、不爱国来表述。如这样，不光委屈、冤枉山西人，对于另一些人的顽固反清，也全不在点子上。山西人非“不爱国”，只是不大爱朝廷而已。而湖南人或南中国人的排满，根子上也不是爱朝廷。面对满清，南北两地态度反差，除开生存状况相对的足与不足，顶顶主要的还是历史—文化的原因。

四

总之，甲乙两年，一北一南，清人的所遇所见，恍若两国。民国初，孙静庵与钱基博先生（钱钟书父）讨论修撰《明遗民录》的意义，后者讲了一句话：“岂可使笑中原无人？”[14]当时确有这种状况——直至抵于扬州、遇见史可法前，清人大概一直暗笑“中原无人”，在这以后，才猛然发现并非无人，而是很有“人”，顶天立地，踵继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