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写定的，比西方那些剧作家写作这一类剧本要早了十年以上。顾先生的剧作虽没有像西方那些剧本极端荒谬的形式和意念，但他以剧中具体的人物情节来喻示一种抽象的理念这种表达方式，与西方的那些剧作家是极为相似的。顾先生之所以能够突破中国旧有的传统，开创一条与后起的西方剧作家相近的写作途径，成为了一位在文学创作发展中的先知先觉者，与他早年研读西方文学所受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顾先生在谈论对戏剧创作的理想时曾经赞美古希腊名剧《普罗米修斯》，认为它表现“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除了西方戏剧以外，西方近代的小说，以及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小说，也都给顾先生很大的影响。

顾先生写第二本剧集《游春记》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开始跟顾先生学习。记得当时顾先生在课堂上讨论西方悲剧中的人物性格，曾经与同学们讨论过这个剧是以悲剧结尾还是以喜剧结尾的问题。顾先生给悲剧和喜剧所下的定义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般悲剧中人物性格可分两种，一是被命运所转，一是与命运相搏，顾先生认为只有后者才称得上是悲剧。按照这一标准，顾先生认为只有像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才是真正的悲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而顾先生认为元剧的《梧桐雨》、《汉宫秋》中的唐明皇与汉元帝，都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属于被命运所转，而不是与命运相搏，这一类戏剧不属于真正的悲剧；明以后传奇中的所谓喜剧应称为团圆剧，所写不过是功成名就，亲事和谐，人情物欲得到满足而已，浅薄庸俗，完全没有高远的理想和志意，也不能称之为喜剧。顾先生理想中的喜剧是要表现一种为美好理想付出艰辛追求的精神。在《游春记》这一剧作中，顾先生为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