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加拿大那里是很自由的,我们U.B.C.大学数学系不知是谁还在楼梯口贴了一大张毛泽东像。′歆+捖^夲`鰰?栈. .更¢芯*最.快/我还记得,中国的访问团第一次到U.B.C.大学访问,我们一些华人教授也被约去一起参加,我们的校长、教务长都是西方人,为了接待访问团,他们都还特意做了灰色的中山装。
我第二次回国是1977年,“文革”已经过去。这次回来还碰到了於梨华,於梨华是台湾写小说的。她跟我说,明天我要访问浩然,你要不要一起去呀,我说好啊。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去了,好像是在北京饭店,我第一次见到了浩然。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讲浩然的《艳阳天》,这也是有缘由的。
那时到过中国的人还不多,1974年我从中国回到北美以后,不管是温哥华的U.B.C.大学还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都叫我去演讲,我就讲了我的所见所闻。有一次哈佛的一些朋友说,你看了《艳阳天》,又见了浩然,给我们讲一讲吧。我就作了一次关于《艳阳天》的讲演。
我这个人做事是很认真的,我想人家让我讲,我总得看仔细一点再讲吧。我第一次回国以前是大使夫人张颖让我看这部小说的,我只是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当然是那次看就把我吸引住了,但看得并不仔细。+d\u,a¢n`q.i-n-g\s·i_.~o?r!g·现在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人让我讲,人家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我要好好准备准备。所以我又重新把《艳阳天》看了一遍,不但是重新看了一遍,我还做了笔记,下了一番工夫,我确实觉得《艳阳天》写得不错。我把整个《艳阳天》分析了一遍,从人物到语言讲得很仔细,后来就是根据这次讲演整理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看〈艳阳天〉》。这篇文章写得很长,好几万字呢!那时台湾当然不会发表,大陆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向大陆投过稿子,我的这篇文稿是在香港的一个刊物《七十年代》上发表的。《七十年代》是比较“左”倾的,但“文革”以后就转向了,转为批评中国,改成《九十年代》了。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浩然,让他看一看。浩然给我写了回信,他说:叶先生你写得很好,你的分析很深刻,有些东西我写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就这么写了,你这么一分析,果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浩然认为我真的是看懂了他的作品,后来我回到北京,他还到我的北京老家来看过我,还请我去他家吃过一次饺子,他的家人我也都见过。
1977年北京家中,浩然(左)来访
1997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来了一个新的文化参赞,他的中文名字叫王仁强(Richard King)。¢餿?飕,小¨税*徃¢ -哽.鑫′醉,全+这个王仁强是U.B.C.大学的博士,名义上的导师是我。但他本来是研究小说的,而且是研究“文革”时期的小说,研究《艳阳天》。他来到U.B.C.大学,本来的导师Huters是研究小说的。Huters的太太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大学教书,Huters在温哥华教书,夫妻两人就分开了。后来Huters在美国找到一个职位,跟他太太在一起,所以就走了。我们学校就另外请了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导师叫杜麦可,可是这个人比较右倾,所以这师生两个不对头,王仁强就不肯认他做导师。他知道我写过《艳阳天》,就找到我,让我做他的导师,辅导他写论文。我说我不能做你的导师,我是搞古典诗歌的,去做另一学科的导师,这在学校里是不可以的,我怎么能接受不同学科的学生呢。王仁强就去找了亚洲系的主任,要求让我做他的导师。我刚到U.B.C.的时候,亚洲系的主任是蒲立本,后来蒲立本辞去系主任一职以后,亚洲系主任就是Peter Hary。Hary我也很熟,我刚到U.B.C.的时候,临时找一个住处,就住在他家的地下室里。Hary找到我跟我说,这个问题得解决,他是个博士生,总得有一个导师,要不然怎么办呢?因为是系主任跟我说了,我就答应了。所以我说我是他名义上的导师。
因为王仁强是研究浩然的,所以他对浩然很有兴趣。1990年代的时候,王仁强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做文化参赞,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们找浩然谈一谈吧,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就跟浩然又见过一次面,那时他已经得过一次脑血管病了。而且因为那时跟他过去生活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起初他还有一个理想,他说现在经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