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写《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的原因：一是为了我教书，我把二三十家不同的说法都搜集起来了；二是为了当时台湾传统诗人跟现代诗人打笔仗的争论写的。·删!八/墈_书!徃. -已*发~布-蕞/薪\章·洁￠我的本意是想要把杜甫这八首诗中的一些超越变化的妙用之理，提供给当时台湾写现代诗的年轻人作为参考，我的意思是说，用形象的跳接是可以的，语法的颠倒也是可以的，但是做得好就是成功，做得不好就是失败。杜甫的诗里也有把句法颠倒，意象比较模糊的现象。只要你所写的内容表达得很好，这种形式是可以的。有些年轻人在形式上追求新奇，可是内容空洞，那就不好了。当然，如今已经时隔好多年了，台湾的现代诗风早已有了转变。我所讲的这些对于大陆一些年轻人或许仍然可以有些参考价值。

我写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只收宋、明、清光绪以前的注解，我不收民国以来的说法。就是从宋到清已经有好几十家了，加上后来我回大陆又收集一些，可能有上百家了。如果再把民国以来的文言翻译成白话，把诗歌翻译成散文这些评说都收进来就更乱了，所以就没有收。

因为我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宋、明、清的，所有的图书馆都规定清光绪以前的书都属于善本，一律不出借。¨我^得¨书_城· /更′歆_最\全?那时复印机还不流行，台湾“中央图书馆”以及各个大学图书馆都没有复印机，所有的资料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的。平时我担任三个大学的那么多课，根本没有时间，我是利用暑假的时间，每天到各个图书馆去查书。台湾的暑期非常热，那时台湾很多人还没有私家车，我每天都是挤公共汽车去的。我这个人要做一件事情，真是下死功夫去做。大热的天，我挤着公共汽车，一身的汗，一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地跑，去找这些善本书，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抄下来，为了写这本书，我所付出的辛苦和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与以前我写的《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那几篇文章不同，那几篇写的是欣赏性的文章，我在写作时还尽量注意欣赏的意趣，在语言文字方面是比较美的，读起来很轻松。《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不同了，我下了很笨的功夫，一句诗我引了好几十家的解释，而且光引人家的也没有意思，我还在每一种解释的后边加了一个按语，说明我的看法：我认为那些不同的说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光说这个对那个错还不成，我还都要给它说出一个理由来，这个对是为什么对，那个错是为什么错。+二^捌_看*书~旺- ¨已_发!布_蕞/辛~璋-劫·诗是可以多义的，比如李后主词的“天上人间”是什么意思，是梦幻？是感叹？还是对比？你都要把它说出一个道理来，对于各种不同的解释都要给它做一个衡量。所以这本书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是不会喜欢的，而对于那些真正做诗歌的批评、欣赏和研究的人，这本书才是有用的。可以说我写《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为后学年轻人而写的，是“为人”的写作。

早期我写的那些诗词评赏的文章，都是从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我自己的喜爱为出发点来写的，像《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都是“为己”的学问。从60年代开始，我写文章的路子从“为己”慢慢转向了“为人”，这种转变是从《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开始的，是针对当时台湾文坛上传统与现代的困惑而写的。到了海外以后，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论吴文英词》。因为吴文英的词也是用了一些时空的颠倒，也是用了一些感觉性的修辞而不用理性的修辞。这篇论文还是接着我对台湾现代诗问题的关怀写的，也可以算是一种“为人”的研究，是针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写的。

三、关于西方文学理论以及对传承的责任的醒觉

我到海外以后，那些西方学生的论文当然是用英文写的，里面所涉及的所有的中国诗都要翻译成英文，我从中发现他们的翻译常常有很多误解，很多错误。那时台湾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就是以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为好。这些人以前在台湾读的是英文系，然后到海外又读了东亚系，回到台湾以后，常常喜欢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写一些评论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我看到有些文章把中国古典诗词都给扭曲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