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那么评赏的途径和标准当然就也不得不随着转变。许多欣赏北宋词而鄙薄南宋词的人，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写作质素的转变，没有清楚的认知，还是以评赏北宋词的眼光来评赏南宋词的缘故。张惠言之所以把五代宋初的那些令词都视为有比兴之意的附会之说，以及王国维不喜欢南宋词的偏见，事实上都是由于他们对词的写作中这两种不同的质素，没有能够加以区分的缘故。我提出这种说法后，首先得到了缪钺先生的肯定，后来程千帆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也称赞这种说法解决了词学中许多困惑的问题。

《论周邦彦词》一文写于1985年，从1986年开始，我又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者之邀，为他们写了一系列用西方文论来讲中国词学的题为《迦陵随笔》的文字。那是因为当他们来邀稿时，特别说到当时古典文学遗产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随笔》中加入一些新观念以挽回颓势，这正是我这一系列《随笔》为什么大多引用西方文论的缘故。但我的努力也并未能挽回《文学遗产》的颓势，所以在写了十五篇以后，就停止了。这时又有人向我建议，把这些《随笔》中的零星见解改写成一个长篇的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