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学文学了。他同时考上了辅仁和师大两个中文系，两个中文系各有各的名教授，他哪头也舍不得丢下，在选择辅仁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两头跑着上课。在辅仁他每年都得到奖学金，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北京解放时，他正在辅仁中学教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好的职业。但他出于青年人爱国的热忱，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和随军记者的职务，去过湘西，还到过朝鲜。他教部队学员写作总是从字词句讲起，力求给学员们打下扎扎实实的语言基础。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他还编了一部成语词典，以深厚的文字功底纠正了时人对一些词语的错误理解。如果就这样下去，他在政治上和事业上本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可是“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运动中，他因坦率地对运动的扩大化倾向提出意见而遭到批判，并因此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送到煤矿去劳动教养。但尽管如此，他也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和进取心。在煤矿他学会了推独轮车，他的煤总是堆得最多，而且跑得比别人更稳，更快。但他从未说过在这几年中所受的身心摧残。他弟弟只记得有一次提到劳改生活时，他说过两句话，就是《红楼梦》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