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斯人也。”（俱见《宋史》本传）这和苏洵的观点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且还要早于《辨奸论》若干年。

蔡上翔还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现代学者也有认为，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立朝执政，必为天下之大患，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许多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该文传布出来呢？所以其流传情况也相当可疑。

有学者指出，从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有关此文的流传经过记载考察，《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写出后密献张方平，而不以示欧阳修，知道的人不多。此时苏洵地位低下，王安石名声日隆，两者无法抗衡，所以是处在“秘而不宣”的状况。二是元丰至北宋末年，张方平将它载入《墓表》，同意苏洵的预言。此时王安石虽然罢相，但神宗、哲宗、徽宗都支持新法，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变法而接连被入狱、贬谪，甚至远流岭南，朝廷禁毁三苏文集，处境相当艰难，基本上没有机会张扬《辨奸论》。三是南宋初年，当时舆论倾向多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氏父子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所以说该文的流传情况合情合理，并不“诡秘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