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衷一是。

宋孝宗接到朱熹的弹劾状和唐仲友的声辩疏，互相揭发的都是一些当时士大夫中司空见惯的“不法行为”，如私狎官妓、私役工匠、经商谋利等，一时也难以判别是非，只得问宰相王淮，王淮只轻描淡写地评论道：“只是秀才争闲气罢了。”最后，朝廷只得“两平其事”，没有加罪于唐仲友，只是撤销了对唐的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任命而已。

唐仲友，字与政，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颇有才华，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建康府学教授、秘书省正字、知信州、知台州。曾上万言书论时政，做学问方面偏重儒家经制，代表作是《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六经解》一百五十卷，还有《孝经解》、《九经发题》等，大都已失传，不过说明唐仲友也是一位进士出身的学者型官员，学者称说斋先生。朱熹是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著作等身，时已为理学大家。那么，两位饱学之士，为何彼此攻讦，发动这场公案呢？

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才一年，就一连奏劾了好几个贪官污吏。如奏劾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的官米四千余石，弹劾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衢州守臣李峄，奏劾元差监酒库张大声、孙孜等人检放不实，还弹劾了依仗权势兼并土地、赈粜济米时减克升斗的县尉朱熙绩，又奏劾知江山县王执中、知宁海县王辟纲等渎职……作为监司，就应该监察各地方官吏的行政行为，这是朱熹的职责，所以朱熹同样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的不法之事，这也应在情理之中。况且朱熹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紧张的审讯，掌握了唐仲友在台州大量不法行为的证据，案件牵连到数百人。根据当时朱熹和唐仲友的地位和处境，朱熹不可能凭空捏造唐仲友的罪行，就是说，朱熹的六道奏章中所说的罪状大都是事实。所以，它为什么不可以是正常的官场行政行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