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利国利民”，当继续实行。对于免役法，他更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③。为此曾劝说司马光谨慎行事。但这一切非但未能引乾酪马光等人的重视，反而招惹不满。中书舍人苏轼也曾是一位新法激烈的反对者，复出后，亦不满司马光悉废新法，主张渐改，尤其反对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甚至提出用积存的3000万贯免役宽剩钱买田，实施给田募人充役之法，这与变法派的“给田募役”是一致的。在廷议役法时，他更是明确地表示支持免役法，当面告诉司马光“罢募役而复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④。尽管已惹怒了司马光，但苏轼依然抗争不已，“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⑤。就连吕公着也提出新法不宜全废，对其小的弊端应予以矫正而后复行。其他又如中书舍人范百禄、兵部尚书王存、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等一批为司马光所重用的守旧派官僚也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司马光的做法，或主张推行部分新法，甚至上疏陈述复行旧法的种种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