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曹问明缘由，转身交给了会计。陈纪滢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他都不管。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人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两千块钱。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红包”。

这段真实的故事在陈纪滢《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中有详细的记载，我读了很感动，不仅为那个时代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更为那个时代一家民营报纸坚持的原则。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红包”，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红包”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青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说过这样一番话：“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