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在我白发苍苍之前，我是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了。”[22]虽然凯南在日记中很少涉及细节，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日记中有相当的篇幅谈到了他在性爱与婚姻双重困境中的苦苦挣扎。

正如他将“改变世界”与“再谈一次真正的恋爱”这两种渴望相结合，凯南也习惯性地把个人生活与政治关注联系在一起。他对俄罗斯的情感日益深厚，他希望改革美国社会，改变他的学者身份，以及他所关注的一切。凯南身边亲密的伙伴曾谈起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对此尤其有感触的是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1945年，他在莫斯科与凯南相识。两人都对俄罗斯文化由衷热爱，对克里姆林宫心存反感，共同的感受让他们走到一起。伯林在莫斯科时与凯南交往密切；在凯南赴牛津做访问学者的一年间，伯林与他沟通较多；此外，伯林也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待过一段时间。

伯林认为凯南的个性“解释了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全部作品——他的态度、他的影响力，都缘自他内在的个性，与更传统的人相比，尤其如此”。[23]只有对凯南个性中的复杂因素有所了解，才能明白他日记中的很多内容。这些因素包括，凯南认为自己是一个肩负着使命的历史行动者；他的雄心，他的动力，他的才华，他对自己的严苛还有他的个人魅力；他的忧郁孤寂；他对母亲、继母和妻子的情感；以及在世纪之交，心怀复杂的情感对期颐之年来临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