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情况到现在也还没有显出多大的改良。!j+j·w\x¨c¨.,i¨n^f-o.中国史学界，不乏刻苦用功的人，也不乏学问满腹、钻研精深的专家，但似乎始终缺乏当代黄宗羲，缺乏那种能将史学提升为一种思想认识管道的人物。在局部的一件事、一个问题，或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上，我们每每能见精详丰赡的成果，但从全局高度提出切合中国史实际的方向性、规律性的命题与论证，则难得一遇。我所能找出的原因，主要在于学者不能摆脱义理，直接用历史材料说明历史。由此造成的疑惑、浮辞、伪说实在太多，不仅包括刚才所说的中国历史形态这样宏大的方面，即在具体的朝代史方面，我们的认识和解说也总是钻笼入套。比如由明入清，或所谓“明清鼎革”这一段，以我所见，真正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无拘无束、直面历史本相的研究，基本没有。所以这样，是因这段历史与两个很大的义理有关，而大家都不能够从中走出。一是农民起义问题，一是民族冲突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当下历史语境及国家意识形态中举足轻重，有很严格的界限。绝大多数史家，囿于其中，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我曾将建国后明清史研究与孟森那时加以比较，发现史家敢于创见的精神流散甚大。_卡!卡·小.税,王\ -首`发.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诸著，只要考之有据、言有所本，所论无不明快，一则一，二则二，不讳、不隐、不忌，学术自由心态立然。他的书和文章，我每读必有获益，因为都是直面事实、不抱成见、不戴帽子而来。反观建国后，五十年代中期起到“文革”结束那段时间，不用说尽属以“理”入史、以“理”入学问，即便后来，束缚之痕仍历历可见，思想窒碍难行。令我们对脱略义理以外、一空依傍的真知灼见之盼，颇感受挫。

比如农民起义问题。自秦末陈胜吴广起，在中国帝制史上，农民起义与蛮族入侵一道，并为王朝周期性变更两大主因，几乎所有王朝，要么为农民起义所推翻，要么由蛮族入侵而瓦解。换言之，农民起义是帝制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农民起义爆发，是王朝政治、经济现实极度黑暗所致，此毋庸置疑。起义，作为人民之反抗和暴政之暴露，也毋庸置疑。在此意义上，它完全拥有正义性、正当性以及必然性，这都毋庸置疑。￠看?书¨屋* ^最!辛,璋′结¨庚/鑫,快,根据历来的义理，农民起义被视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力量与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9]这个论断，衡以阶级斗争学说很好理解，但衡以历史实际，却未必能落到实处。以我们的观察，经过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统治，虽然促成王朝更迭，但中国历史和社会不要说大的积极变化，甚至毫无变化，所谓一元复始不过是周期循环、同义反复。如果有什么变化，恐怕也是社会益坏、积弊愈重。农民生存境状，二千年来趋势是每况愈下，赋税负担不降反升，一朝甚于一朝。“汉初十五而税一”[10]，税负不到百分之七，而晚明，“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一岁之获，不过一石”[11]，高至百分之三十到七十。在政治方面，几次成功的农民起义，最终都导致皇权体系的延续、巩固和加强。尤其朱明王朝，可谓完全由农民起义立国，而其制度丑陋性较前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如此，首先在于社会现实和历史结构本身都还没有发生新格局，一切只能周而复始；其次，农民起义作为反抗黑暗的现象，固然起于“正义”无疑，但受制于文化和精神能力低下，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正义”含义不能做思想的认识，更谈不上从理论高度对“正义”理念给以单独的观照、反思，实际上，这种“正义”既是盲目的，也仅限于特殊阶段，一旦迈过“反抗”期，从造反者变成当权者，农民起义领袖就不可避免以当初的反抗对象为师，成为旧权力的抄袭者——这一规律，似乎从来没有例外。

以明末为例，最成功的两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和张献忠，后者精神上太过简陋，暴露了太多的黯昧本能，即置诸农民起义史范围内亦不足论；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