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军则好很多，其文化上的努力和自我匡束，已接近农民起义在这方面的最高境界。李自成大力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农民军，从他们那里借取政治策略，对农民军面貌和理想加以修正，克制子女玉帛、打家劫舍的原始冲动，着力塑造正义之师形象。正因有这些调整和提升，李军所向披靡，终至夺取明都。李自成险些成功，如历来所论，他“被胜利冲昏头脑”，功亏一篑。很多人因这一点，为他扼腕。其实更需要询问的是这样的问题：即便李自成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又将如何？李自成能够为中国开辟新的历史，还是仅能复制一下朱元璋的成功？这是关键所在，也是关于明末这段历史我们真正应该考察的方面。从道义上说，李自成起义完全正当，明王朝覆灭则令人有“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痛快，这些都没问题。出于同情，我们对反抗者有所偏爱，尽量予以肯定或维护，比如说“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12]，也不难以理解。但我们对历史的着眼处，终归不是情感，而在理性。李自成起义唤起我们何种情感共鸣是一码事，起义体现了何种内容，在历史、文化层面达到什么高度，是另一码事。功亏一篑说明，即便在农民起义范围内大顺政权也未臻善美。它的表现肯定比张献忠好，却明显比不了二百七十八年前缘同一路径而来的朱元璋。就算李自成不“被胜利冲昏头脑”，取得与朱元璋比肩的成就，对历史又有什么新意可言？我们不仅没从李自成那里看见创造历史的迹象，甚至也没有发现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