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半涌入中国，中国乃是“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15]。世界史上昔日的白银时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存在与支撑，正如以后美元时代与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商品经济之发达，其又一证据是它所拥有的几座超大城市，“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而广州与邻近的佛山有一百五十万居民，这“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16]。城市规模取决于城市内容，在以军事、政治为主导的古典型城市那里，既不需要在空间和人口上有大的扩展，事实上也难以负担这种扩展，只有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超大规模的城市才有其必要。

明代经济和社会具转型意义的变化及表现甚多，学界也有充分的专业性讨论，兹难尽述。总之，我们从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到了明末，中国历史已至新旧交替的关口。它一面为旧矛盾所困（即农民起义所反映的），一面涌出全新的问题和现象。而从前瞻角度看，后者更重要、更具时代特色。代表历史深远去向、直指今天的，不是农民起义军，不是李自成、张献忠，而是社会经济、技术、生产方式的演进所提出来的历史变革要求。这才是真正有延展性的方向，尤当我们幸运地站在五百年后，更是一目了然看见它穿越时空而来。反观在四川以屠戮为乐的张献忠，抑或进入北京后终不能克制对于“子女玉帛”兴趣的大顺军，我们无疑找不到这样的线索和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