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斤斤计较明代是否亡于1644年，不在于时间上区区一二年之差，而在于坚持历史的伦理层面不苟且。若干年中，这种苟且已达于荒唐。诸如王眧君从悲情人物变成光明使者、岳武穆失去“民族英雄”光环。起李陵、文天祥、左懋第等于地下，他们似乎已然面目无光。顺此逻辑，则洪承畴、吴三桂之徒，有朝一日将被膜拜为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功臣。这背后，是一种实用主义历史观，取舍只问是否有利当下、合乎现实需要。其实不必如此，如前所说，历史有不同路段，完全可以分而论之。今日怎样、当时如何，各予尊重，有何不可？为何非要强史就今、驱策历史为现实服务？这做法，于现实或有若干便利，而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看，却割裂传统、造成历史伦理淆乱、致使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是非阙如。

拗正这种偏差，不妨自重新确认明末历史始：在1644年，不管论以统序，还是质诸实际，满清并不具备南京的权威性，更不要说取代它。明朝作为当时中国之权力正统，至少维持到1645年6月7日（旧历五月十四丙午），亦即明京营总督、忻城伯赵之龙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向全境臣民正式下达投降书的那一天。这是满清真正成为中国统治者的时刻；此后，南部虽有隆武、永历等政权继续存在，但我们可以认为，奉明朝正朔的历史到此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