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做到了“使其势不可叛”，近三百年中，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将军，却没有真正的军事强人。武力之于国家那历来的两面性，似乎成功地变成了一面——只有顺应国家需要的一面，而无危害、破坏的一面。

三

可惜，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事。虽然武力之于国家的两面性似乎被化解，但这化解方式本身却有自己的两面性。“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承平状态下可有效防范武力失控，可一旦国家面临较严重的外患或内忧，所带来的问题恰恰也就是不能有效控制武力。因为，真正需要用兵的时候，“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势必是内耗与掣肘。不单如此，“节制者”、“操兵者”两种角色长期定向化，还阻断了健全军事家的产生。此即黄宗羲指出的：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12]

但他只讲了某一面的情形，还有另一面，亦即“节制者”不知兵。在以文抑武的军事系统中，文官出身的督抚都是些读着圣贤书、念着“子曰诗云”长大的进士，派他们去“节制”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寻常剿讨小股毛贼也许还看不出来什么，狼烟四起、遇到大规模战事时，局面实在不免荒唐；既然不知兵，实际上，他们也很难“不为大帅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