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是南宋的仇敌，抑或日本是近现代中国的仇敌。清末民初，以及抗战时期，都曾用民族主义情绪渲染这段历史，抒发亡国之恨。

较通俗的例子，如欧阳予倩先生名剧《桃花扇》。1957年，他忆其缘起：一九三七年初冬，抗日战线南移，上海沦陷，我怀着满腔忧愤之情，费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把《桃花扇》传奇改编为京戏……我突出地赞扬了秦淮歌女、乐工、李香君、柳敬亭的崇尚气节；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福王，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昏庸的傀儡皇帝来处理的。四镇武臣如刘泽清之流，拥兵自重，睚眦必报，毫无抗敌之心而投降唯恐落后……把以上的一些人物在那个时间搬上舞台，还是有些作用的。像这样的戏，在那个时候演出，影射时事在所难免……[1]

此戏先写成京剧，1946年底改话剧，1963年再拍为电影，跨越数种艺术样式，影响当然可观。它是在孔尚任同名作基础上改编而来。读一读孔氏《桃花扇》，可明显看到两者间主题大变。孔剧所表，乃正邪之辨，或曰“君子”、“小人”之别；在欧阳予倩那里，此亦为一线条，却退居次位，焦点乃是民族大义与爱国情怀。欧阳予倩承认，他是将剧中故事比附于抗日现实；换言之，1644年弘光政权与满清之间，与1937年中日之间，颇能令人触景生情。

这种解读，非欧阳予倩所独有。实际上，明季历史自晚清重新引起注意以来，基本便负载着民族主义话语，也被用为这种历史资源。不单史学家由此着眼，政治家也乐于这样激发民众。同盟会有十六字纲领，其中的八个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完全取自明太祖北伐宣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2]，二者所差，一字而已。由这番历史勾连，“明末遗恨”隐然指向“中华”的得而复失，和“胡虏”的卷土重来，明清鼎革于是被提取为一段悲情史，以发挥激醒现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