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说，“其所作传奇，无不诽谤圣明，讥刺当世。”“《春灯谜》指父子兄弟为错，中为隐谤。”[39]不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故而，我们若视之为明代的“大字报”，也无不妥。

这些瑕疵，我们不予讳言，但要从中把握历史方向，立足根本，鉴别是非。有学者论：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40]

公揭其文，确实不好。但文章不好，不等于事情做得不对。阮大铖心怀仇怨，这连他的朋友张岱也不否认，他的“交结朋友”绝不是什么“极平常的事”。至于以“公子哥儿”一语括定复社诸人，将他们对阮大铖的斗争，悄悄归结于“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读此，令人唯觉无语。乙酉之变后，清兵南下，恰是这些“公子哥儿”，或战至死，或为国自尽，而那个阮大铖却溜之大吉……可见论人论世，不能一叶障目，必得瞻前顾后、看到整体。复社诸君，在公揭一文中有其不可，于整体或大节却无愧历史；阮大铖刚好相反，1638年某种意义上他是“受害者”，但我们却并不因此而免其“祸国者”恶名。吴应箕抗清“慷慨就死”（《明史》语）后，有个朋友在诗中写道：九死卿将一羽轻，齐山真共首阳名。乾坤此日犹长夜，枉使夷齐号劣生。[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