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阮事件”，因发生于丁祭日的国立大学学生集会，看起来似更有后世学潮的味道。*x·i?a,o·s+h/u,o.n_i!u\.`c~o.m\其一哄而起、群情激昂的广场性、群体性如出一辙，连肢体语言，也很合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50]

需要特别在意1643年这个时间点，第二年，便发生了崇祯死国、清兵入关、福王南立、马阮当政等大逆变。从这一时间窗口回看丁祭风波，对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便有了清晰的意识。它不啻于将青春知识群体与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推向高点，所谓旧恨新仇，并蓄胸间，一旦找到缺口，怎能不决堤而出？

七

对弘光党争加以探问之前，我们先就材料的使用，明确一个原则。由于事涉真伪、情况复杂，为求客观，我们对基本情节的诸家讲述，不得不有所依违、取弃。凡与之有利害关系，或倾向过于鲜明，虽是亲历者，我们对于这样叙说与论评，也只好束之高阁，例如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文秉的《甲乙事案》。?y￠a¨n~h.u,a¨l^u?o..`c\o-m+可靠或合理的材料，应该符合两点：一、中立的、没有派别身份的作者；二、作者虽在“门户”之中，但叙事论人能够做到持平、求实。以此两点绳之，我们从诸著内遴出两种，作为了解弘光党争的主要依据。

一是李清所著《三垣笔记》。作者于弘光间先任工科给事中，再升大理寺丞，事多参决，是历史目击人和“在场者”。其次，他从崇祯朝起就与党争保持距离，置身其外。关于《三垣笔记》的写作，他强调两点，一是求实，“非予所闻见，不录也”；二是“存其公且平者”，对某一方“不尽是其言”，对另一方也“不尽非其言”。他指出，关于这段历史，官方“记注邸钞，多遗多讳”，私家“传记志状，多谀多误”，《三垣笔记》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借予所闻见，志十年来美恶贤否之真”。[51]

二是夏允彝（表字彝仲）的《幸存录》。·s·a_n,y?e?w~u/.+n¨e~t′和李清不同，夏允彝有派别身份，他与陈子龙并为几社两大创始人，“时吴中名士张溥、张采、杨廷枢等结复社以为东林之续也，公亦与同邑陈公子龙、何公刚、徐公孚远、王公光承辈结几社，与之相应和。”[52]然而《幸存录》乃是夏氏赴死之前，以超越党派立场、痛思明末历史的沉潜之心，所投入的写作；书未竟，“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53]，临殁前，唤其子完淳而特嘱之：余欲述南都之兴废，义师之胜衰焉，今余从义师诸公九京游矣！靡有暇矣！汝虽幼，南都之大政，于庭训犹及闻之……余死矣，汝其续余书以成！[54]

这样一本著作，其诚切端肃，岂寻常文墨可比。这一点，为李清所证实。他晚年隐居著述期间，读到《幸存录》，不禁激赏：“独夏彝仲《幸存录》出，乃得是非正”，盛赞之“存公又存平”；对于自己写《三垣笔记》，李清也引夏氏为同调，说：“苟彝仲见此，无乃首颔是记（《三垣笔记》）亦如予首颔是录（《幸存录》），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为幸也。”[55]

八

这段史事，线索概如《幸存录》以下所述：

士英首以阮大铖荐，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大铖一出，日以翻逆案处清流为事。宪臣刘宗周（刘宗周，官左都御史）以疏争，士英、大铖内用群珰（太监），外用藩帅，并收勋臣为助，其意不过欲逐宗周辈，而内珰勋藩遂不可制。贿赂大行，凡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籍者，皆用贿即还官，或数加超擢。时以拥立怀异心，并三案旧事激上怒。上实宽仁，不欲起大狱，故清流不至骈（连比成案）者。……而一时柄臣，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欲中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杨维垣、袁弘勋、张孙振者，不啻人头畜鸣。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