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立操异论者不过数人，而柄臣自侈其功，凡人纠必欲以此诬入之。如妖僧等事，几起大狱，卒致左帅（左良玉）以众愤，有清君侧之举。士英尽撤劲兵以防左帅，敌已至维扬（扬州），而满朝俱谓敌必无虞，且欲用敌以破左（左良玉），一时有识者谓乱政亟行、群邪并进，莫过于此。[56]

把前因后果以及层层递进的关系，讲得有条不紊，要言不烦。

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迎立福王，出于阮大铖的谋划。然而两人的渊源，既比这个早，也比这个深。李清记载：周辅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禄大铖，迓之江干，情甚挚。延儒虑逆案难翻，问大铖废籍中谁为若知交可用者，大铖举原任宣府马抚军士英。时士英犹编戍籍，忽起凤督（凤阳总督），茫然，既知大铖荐，甚感。[57]

据《明史》，周延儒再召为相、赴京，时在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由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之后，阮大铖虽“闭门谢客”，暗中仍四处奔走；由此也可知，那时马、阮已经沆瀣一气。

纵如此，阮大铖头上顶着“逆案”罪名，既是先帝钦定，又相当于“反革命集团”案，不像普通罪名方便撤销，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牵一发动全局；加上朝中东林占优，阻力甚大。马士英虽然挤走史可法，高居首辅，想要对阮知恩图报或树为羽翼，也不那么容易。这便是夏允彝所说的，“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为了阮大铖，马士英最后不惜动用非常手段，踢开规章，罔顾朝议：诸阁臣皆以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阮大铖）冠带来京一旨，即士英手票。[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