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文真伪不得而知，但上述对明朝政治的评论，却颇中鹄的。-求/书~帮_ `已¨发′布￠罪.薪′蟑`截,周钟降附经过，《平寇志》述说最详：庶吉士周钟，寓王百户家，百户约同死，钟未应。同官史可程、朱积、吴尔壎等并诣钟，邀入朝。百户挽钟带，不听出，绝带而行。[50]

由于周钟名气太大，对于他的归顺，闯军很有喜出望外之感：金星至，见钟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见危致命论》，即荐之自成。钟欣然自得，每夸牛老师知遇。[51]

牛金星的仰慕，使周钟有特殊优待。降附诸官，一律只准骑驴，独周钟“扬扬然乘马”，“屡过大行梓宫前，挥鞭不顾，同辈皆腹诽之。”《明季北略》的描述也是如此：贼中深慕其名，呼为周先生，《劝进表》实出其人，逢人便夸“牛老师极为叹赏”……同馆多含涕忍耻，几幸生还，惟钟扬扬得意，乘马拜客，屡过梓宫，挥鞭不顾，一时辈中犹腹诽之。[52]

闯军西去后，周钟潜回故乡，很快以“从逆案”首恶被捕，乙酉年四月初九处死。[53]

如果说普遍的屈膝投降对明朝是种挫败，那么，众多“声气”明星、“名节”大腕卷入其中，则是更严厉的一击。*晓_说~C¨M^S. ,耕′薪′蕞¨哙`计六奇就周钟事件评论说：三十年雄踞文坛，联属声气，一旦名节扫地，书林选刻，刊落名字，文章一道，尚可信乎？[54]

这个评论，不单适用于周钟，也适用于整个明朝的意识形态。明朝，以伦常为标榜，后五十年光阴几乎尽耗于名节比拼，然而却这样收尾。“文章一道，尚可信乎？”的确是这么个问题。那些道德文章，难道竟是废纸不成？

四

倘若以为搞政治运动乃是我们当代专利，明末的人将很难同意。

北京发生的事情南传之后，很多地方不约而同掀起批判与声讨的怒潮。其过程，与我们熟知的当代政治运动如出一辙。先是口诛笔伐，发表大字报（当时的名称是“檄”），举行控诉集会；随之出现打砸抢烧，冲击、捣毁被批判对象的府宅或祠堂，甚至演为骚乱；最后，由官方成立专案组，对各涉嫌人员审查其罪行，做出处理，公布决定。在弘光朝，这个过程历时两月，从五月初一直持续到七月方见出眉目。

所以如此，只能到明代意识形态中找原因。-6,腰?墈_书?枉\ ^冕_废-跃?黩!投降现象，历代都有，以往却并未就此酿成群众运动。那是因为，各朝从未像明朝这样发起长期的伦理竞赛，政教一体地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其次，明代知识精英的组织化趋向更是重要基础，砥砺名节不光是个人思想修养的磨练，还通过结社方式发展成“人盯人”的互相提携与监督的集体义务，如复社初立，张溥为之订盟约：“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55]于是，一人之逆不复只关系其本人，也被视为组织之耻，而群起攻之。

这种情形下，伦理始终置于很高的高度，保持着紧张状态，随时准备战斗与还击；眼下，国难之际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道德危机，则势将有干柴烈火的反应。我们从以下反应可窥出这种趋势：“京师陷，江南人士谓学濂必死国难。”[56]出于魏氏“家风”，所有人为魏学濂做出的设想与期待都仅为一途，亦即他只许以身殉国。可以想象，“降贼”丑闻一旦传回，家乡该怎样沸腾。无独有偶，周钟也面临同样处境：周夙负才名，尝以忠孝激发之气自任。故里中子弟，初闻京师陷，意钟必死，知己预为《传》以俟之。[57]

亦是期以必死。至有自命知己者，按照这种预期，早早写好表彰的传记，静候他死国的消息传来。细予体会，“群体正义”的后面，已是一派肃杀之气。

说起魏学濂降附，还有一离奇情节。据说他热衷象纬图谶，测算结论：“谓自成必一统有天下”，以此降。降后，“观贼所为，知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