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界说。对此，朱熹答道：曰：“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须于此说‘忠’，却是就不足处说。”[98]

他说，父子兄弟夫妇之情，发自内心，源于天性，君臣却不是这样，虽然合于天理，却更多靠义务维持。既然主要是义务，人便易生“苟且”之心，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为弥补这弱点，就需要在君臣之间特别地强调“忠”。

这真是一个应该瞩目的重要时刻。由这番问答，我们亲眼目睹“忠”字怎样从“人伦日用皆当用之”的一般道德，变成“独只于事君上”的特殊道德。从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再也不能从这种语义逃脱，明末那些愤怒的焚掠者如此，“文革”中高呼“三忠于四无限”的我们也不例外。《朱子语类》还有一句问答，也让我惊奇不已；一位曾姓弟子谈自己的理解：“如在君旁，则为君死；在父旁，则为父死。”朱熹基本肯定，却又细致地做出纠正：“也是如此。如在君，虽父有罪，不能为父死。”[99]里面的意思让人眼熟，搜索记忆，然后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不过，宋人虽对中国伦理有如此重要的贡献，自己其实却没来得及很好享用。一则理学真正成大气候要等到南宋，有些晚；而我们知道，从北宋初期直到中期，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多少方巾气。二来理学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演为一般社会道德范式，需要一个传播过程，尽管二程、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的讲学已不遗余力，但尚局限在知识阶层，对普众的影响，还不能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