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阳两饿夫，指伯夷、叔齐兄弟，他们都是商末孤竹君之子，武王伐纣后，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杨士聪说，较之商亡仅两人殉之，北京之陷有近二十人死节，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兴亡代代有，也并未见过满朝文武全都死光的情形。

他说的乃是实话。跟过往比，乃至包括后世，明代士大夫的“名节”真是最过硬的了。明末殉国者之多，数量或抵得过以前历代总和。弘光政权幻灭后，殉国者成批涌现，仅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如史可法、左懋第、祁彪佳、顾杲等，后都自尽而死。虽然我们知道此一现象深受名教影响，但对死难者本人，我还是葆有很大的敬意；因为曾经考察过他们的事迹、思想以及时代背景，从而了解做出那样的举动并不都是出于迂腐。言及于此，也不能不从另一端感到些困惑。例如降清且助其平定中原的洪承畴，当时与吴三桂是一文一武两个头号“大汉奸”，但二百多年后，这种评价消失了，而代以“功在千秋”。孙中山有《赞洪文襄》一诗，称道他“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他还这样回答洪氏后人的提问：余致力唤起民众推翻满清，目的在于推翻其腐败帝制。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灵涂炭，力促中华一统，劳苦功高。[113]

政治家思路果然实用。不过“满回中原”、“力促中华一统”或有之，“避免了生灵涂炭”则是没有的事，了解过清兵南下史的读者，心中都有一本账。关键是，历史究竟有无一定之理？是否能以结果论（实利）而朝秦暮楚？何况对洪承畴的这一评价，每一句我看亦很适用于吴三桂，为什么不把他也一道“平反”呢，是因他后来又举兵叛清吗？再有，这样评价洪承畴，置当年快意嘲讽洪承畴、为之杀害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于何地？这都令人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