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历来有“英雄”和“普通人”之分。,我/的.书*城_ ￠蕞￠歆_璋^结*更′欣·快·我觉得恰当的态度是，对英雄应有英雄的尊重，对普通人也应有普通人的尊重。这不同的尊重，各自体现了一种社会公正与善意。但在中国，有时两种尊重都不存在。

作为个人行为，投降或不投降，受制于每个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以及气质、个性等等因素，这些方面千差万别，既无一定之道理，也很难一概而论，该褒该贬，要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来看。

个人行为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伦理层面，我们需要讨论的也就是这个层面。国家伦理，作用在于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和人民价值观，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以及怎样做符合社会的共同利益。就此而言，投降不论何时何地，都不是国家所愿面对的情形，因为它与失败相联系，是不幸的境地。但在不赞赏的同时，能否基于现实，有所容纳、谅解与接受，对国家伦理而言，却是有关理性、博大和善意的更深刻考验。

姑以“贪生怕死”的美国人为例。?咸,鱼,墈\书? ?勉+废/粤^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士兵随身携有“投降书”，是一个长方形布质印刷品，上端是美国国旗，下面同时用多种文字印了一句话，大意为“我是美国人，请不要杀我……”云云。换言之，美国大兵未曾临阵，政府却先替他们准备好投降书，且附以国旗给予郑重认可。比这略早几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大举进攻菲律宾，美菲联军抵抗。到1942年4月，终于不支。5月3日，美军司令温赖特中将奉罗斯福总统之命，电令菲全境军队停止抵抗，并宣布拒绝投降者将以逃兵论处。

他们显然不以投降为美事，但万一事不可为，也并不以投降为耻。很多非常注重荣誉的民族，都曾经能够投降。例如二战时德国；甚至文化上与我们相仿、视投降为奇耻大辱的日本，也能做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在西方价值观中，投降虽为可悲结局，同时却也配得上严肃的尊重。为使投降安全而体面，他们甚至聚在一起制订了优待俘虏的国际公约。

中国文化心理不会赞同这一点，我们对于投降从骨子里抱以蔑视，甚至历来有杀降传统。-狐/恋￠文′学+ !唔+错!内?容^秦将白起曾经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晚至十九世纪中期，李鸿章也将数万太平天国降军尽行诛灭。当时，李的盟友、英国人“常胜军”统帅戈登异常震惊，觉得只有野蛮人方能至此。他不知道，以中国文化心理，一旦投降即人格丧尽，不复可享“人”的尊重。

之如此，关键在于投降与道德形成了绑定：投降意味着不忠、背叛，而非绝境下对生命的最后一点尊重。这是根源。

当美国大兵掏出投降书、举起双手时，无论他本人抑或其政府、国家与人民，都不认为这一行为代表背叛。他只是无力或不必继续去做某种徒劳的事情。就本来意义而言，投降只是当事不可为时，一种以求自我保护的处置。小至个人，大到国家，都可能采取。它和品格、道德无关。不仅如此，从国家伦理层面上不歧视投降，包含了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它承认，生命面临危险时个人有权将其安危置于首位，只要这对于国家并无实际的损害。如果更进一步，国家应该认为，公民为保护其生命安全所采取的行动，不但不违背，相反恰好符合国家利益。

帝制中国却没有这种观念，它认为个人是皇权的“私有物”，其生命、身体及一切概不属于自己，他们没有任何自我权益需要考虑。基于单方面索取的关系，皇权对其子民提出了终极占有的要求。子民之于君上，不单为之服务、工作，也随时为之献上生命。为保证这种关系，建立了一整套人身依附的伦理秩序，臣为君死、子为父死、妇为夫死，使社会——从家庭到国家——都纳入同样的逻辑，由此建成一个“名节”系统。

观察这个“名节”系统，我们除了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也看到了历史的阴影。换言之，这套东西对中国来说，并非自古而然，而是随着历史变化，逐渐走到这一步。在汉唐盛世，还没有这么严苛的“名节”系统；它不是汉文明上升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