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明显随着宋明悲情历史而凸显和强化。十六世纪起，欧洲经历过一次宗教改革；早其四五个世纪，中国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欧洲从中得到解放，中国得到的反而是束缚。从宋儒到明儒，古典儒学变为新儒学，其结果，中国社会伦理愈益保守。而这一过程，恰逢汉族中国两次亡国。我们无法判断在这种历史结局与国家伦理之间，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抑或互为因果；但显然，悲情愈来愈多地投射于民族心理。降附现象在明末唤起的反应，肯定与自信无关，而是十足悲情的流露，某种输不起或自闭的因素已潜入我们的气质。

这过程后来还在继续，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我们清楚明末的情况其实不算最糟，类似杨士聪那种人当时尚能“善终”，如在当代，难乎其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潘汉年到刘少奇，多少人含冤于“叛徒”名下。“叛徒”、“投降”这类罪名，杀伤力之大无以过之，扣上此帽，连国家主席也无望生还。1975年8月4日，毛泽东又就《水浒》谈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114]江青、姚文元等即以此攻周恩来、邓小平。9月20日，周恩来接受最后一次大手术，推入手术室前，他奋力喊道：“我不是投降派！”[115]其中，有政治的严酷，更有历史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