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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耍赖，能赖多少是多少，甚至女儿偷偷给的五千两，也从中尅扣二千两。周奎究竟何种心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朝廷完蛋，“广蓄多产何益”，徐高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他也不应不懂。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老国丈大概和别人一样，认定崇祯藏着大把内帑不用，还到处伸手索取。

助饷令下达后，北京出现奇怪一景：众太监纷纷在其房产门口，贴出大字启事：“此房急卖。”[70]其实当然不卖，意在哭穷耳。

捐款最多的，是太康伯张国纪，二万两。周奎捐了一万，考虑到“其余勋戚无有及万者”，他其实不算最抠门。宦官中，东厂太监徐本正和王永祚、曹化淳合捐五万，王之心捐了一万。文官中，首辅魏藻德只捐五百。罪臣、前首辅陈演从狱中放出，被召至御前，“极言清苦”，一文未掏。其余百官，就捐款事宜“相率共议”，或以单位名义或以省份归属凑份子，“如浙江六千，山东四千之类”。全部捐款，总数大约二十万两。[71]请记住这个数字，因为很快我们将面对另一个与之对比的数字。

我查到的捐款记录大致如上。这场在明朝首都最后几天内发生的捐款运动，很有象征性。公共捐款，从来不仅仅关乎钱财，它真正表示的，是认同度和凝聚力，是一个政权是否被发自内心地爱护与支持。崇祯号召的这场捐款，表面上也并不冷清，有个捐，有集体捐，乃至不乏声称“裸捐”者，但在内心，他们非常冷漠，怀抱鬼胎和欺诈，想尽办法逃避责任，虽然他们就是这政权一直以来通过损害人民利益所豢养、呵护和喂肥的那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