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而是史可法比别人更务实，知道实难尽免。

后来，李清《三垣笔记》的一笔叙述，等于为我们具体解释了原因：上（朱由崧）即位后，楚镇及四镇频以匮告……楚镇兵五万余，需银一百八万，四镇兵各三万，需饷二百四十万，本色一百万。……京营六万，需饷一百二十万……复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等八镇，共兵十二万，计饷二百四十万，合之七百余万。而大司农综计所入（一年全部财政收入），止六百万。而七百万之外有俸禄国用之增，六百万内有水旱灾伤之减，太仓（国库）既无宿储，内帑涸无可发，漕粮改折，此盈彼诎。[102]

收支悬殊，根本为负数；一年所入，不谈全部国用，仅供应军队都还差一百万两以上，而六百万收入本身实际却并不能保证，会因灾害等减少。所以说“七百万之外有俸禄国用之增，六百万内有水旱灾伤之减”，里外出入，岂止是捉襟见肘？

况且李清所列账单，只是“固定支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随机发生的用款。读书中，笔者随手记下一些：甲申五月二十八日，晋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劵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103]七月初四，组建以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给银三万两，为山陵道里费。”[104]七月初九，命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以及与一千匹骡马等值的银两，“接济山东抚镇军前急需”[105]，同日，御史陈荩奉命募兵云南，给予饷银三万两。[106]八月，太后（弘光之母）由河南迎至，“十四日，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刮万金，以备赏赐。’”十六日，有关内监为安置太后请求给予工科钱粮、宫中陈设用具等“约数十万两”，工部等“苦点金无术，恳祈崇俭”，朱由崧“不听”，结果不详（料不能完全应命）。十七日，工部侍郎高倬报告，为迎迓太后，光禄寺已“费银六千八百六十余两，厨役衣帽工料银九百四十余两”。[107]九月二十日，“给河南巡抚越其杰十五万两，令募兵屯田。”[108]乙酉年春，筹备弘光皇帝大婚，仅采办礼冠一项，“需猫睛、祖母碌，又重二钱珠及重一钱五分者数百粒，又一钱及五分珠千粒，监臣商人估价数十万”，户、工二部和京兆三方，百般努力，措得二万余两，“内府执言不足”，后经圣旨“定为三万”。[109]而据《爝火录》，除礼冠外，还有“常冠一万两”[110]。余如，宫中银作局雇用工匠一千人，“人日给工食银一钱二分，每月支银三千六百两”，全年四万三千二百两[11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它们都不在《三垣笔记》七百余万两兵饷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