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天后，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所颁即位诏书又有几条关于减税降赋的内容。-2/s￠z/w`./c+o-m′如，民间交易（买卖田产、房产等），“先年税契不过每两二分三分，今已加至五分”，现规定“每两止取旧额三分”；如，朝廷鼓励开垦屯种，但官吏往往“新垦未熟而催科迫之”，致使民间全无积极性，现规定凡新垦之地都待“三年成熟后”再征其赋，且“永减一半”。[99]

两份诏书信誓旦旦的承诺，我们不必理会。以弘光朝的情形，且不说它是否真的准备做到，客观讲，也很难或不可能做到。但透过所列举的那些拟予纠正、拗救的现象，我们对明朝末年的赋税有了更多细节性认识。在这些细节面前，我们觉得“赋税沉重”这样一句话，现在是那样不痛不痒、苍白无力；我们甚至觉得那无法再称为“赋税”，而根本就是洗劫和强夺。

为此，引证一个材料。崇祯十六年（1643），有无知生员名蒋臣者，于召对时建议：“钞法可行，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三千万两。”什么意思？就是大量印钞。身为国家财政高官的户部侍郎王鳌永，也罔顾常识地附议：“初年造三千万贯，可代加派二千余万，以蠲穷民。此后岁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金。所入既多，除免加派外，每省发百万贯，以佐各官养廉之需。_狐?恋`闻/血, *已/发′布`最\辛~蟑!结~”因缺饷而抓狂的崇祯皇帝，对这种胡言乱语，居然立即采纳施行。“乃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而一贯拟鬻一金，无肯应者，京商骚然，卷箧而去。”[100]

这样的国家，倘若还能维持下去，才是咄咄怪事。

九

所以，南京政权所幻想的延其国祚，根本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不谈贤愚正邪，也不谈君是否明君、臣是否能吏，在弘光朝，这些其实是伪命题。都说“事在人为”，诚有是言，然而当国家信誉彻底透支的时候，这句话只能改作“事不可为”。《明季北略》记：崇祯末年，在京者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之意，贫富贵贱，各自为心，每云：“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势矣。[101]

并评论道：“当时政敝民玩如此，申酉之变，不察可烛。”“玩民”在先，于是“民玩”随后。国家对人民极尽刻薄，人民对国家也就毫无眷恋。所谓“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是因为相信未来更好，只是知道没法比现实更坏。

“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珊￠叭/墈￠书,惘+ ′勉·沸/岳`独?”“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仅“辽饷”一项即在原来整个边防费用基础上暴增一倍有余。然而，“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明明有钱，却捂住不用，非转嫁于百姓，盘剥民间，且不断加码，横征暴敛数十年之久。百姓就像取之不尽的提款机，皇帝及其就食者似乎“爽”得不行，居然不知道何谓寅吃卯粮，等真需要钱时，却发现提款机已不能工作。

这便是弘光朝的终极困境。跟二三十年前不同，此番朝廷真正缺钱，真正窘于财政。它最不可能就赋税减这免那，却偏偏在《监国诏》《即位诏》中做出许多保证和承诺。我们与其视为谎言，不如视为笑话。事到如今，明朝已明了其所以落到这田地，根因即在榨民过度，为生存计，它必须停止压榨。

然而事情的荒谬性在于，也是为了生存，它恰恰又必须继续压榨。一开始，弘光朝就处于这种二律悖反的焦虑。讨论《监国诏》条款时，向百姓让步的幅度本来更大，提出“三饷”并废，却遭到史可法反对，要求仅废“练饷”，而将“辽饷”和“剿饷”均予保留。这自非别人比史可法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