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著亦各有记载。\x~i+a.n,y.u-k`s~.?c`o_m?如《爝火录》卷二记，甲申年五月，“苏州枫桥一带，米牙斛脚千群，推官倪长玕部署之，练充乡兵，防守浒墅，驯其骄悍，消丛聚。”米牙，即米行；斛脚，乃米行脚伕，在最底层，迹近所谓“流氓无产者”，且群体特征突出，极易“丛聚”。至今苏州倪家弄口猛将堂东墙，存有《奉宪禁斛脚多勒陋弊碑记》，康熙三十一年八月立，文字多剥蚀，然自碑名中“多勒陋弊”四字，可略知其意而领略“斛脚”之“骄悍”。倪长玕用组成乡兵的办法，来消除为乱的潜质。不久倪长玕他任，接替者另搞一套，致“斛脚”们“遂相聚思乱，民皆逃徙，势甚岌岌”，上级只好仍让倪长玕管事，后者“晓以大义散解之，一境始安”。[64]又如《平寇志》记，乙酉年二月，福建汀州民变，由诨名“阎王猪婆”的人领头，“盘踞芜子湖，劫掠横行”。巡抚张肯堂派宁化知县于华玉招抚，“既往，贼横，几不免”。*零*点¨墈?书_ ^首?发￠不过，于华玉仍设法予以说服，带着几百人回来。张肯堂将其改编，“命华玉率之勤王”，但走到浙东就“各散去”。[65]

七

考诸以上，我们发现南北民心应无不同。说来，南北百姓皆苦，且各有所苦。曩者多以为南方自然条件好，物产丰盈，日子较北方好过。客观而言，确有此差别。然而却有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北方贫瘠，生存倍艰，不过要看到，北方民众的经济负担较南方轻很多。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66]，这是强调的语气，不能理解为北方百姓不出赋税徭役。不过，明朝财赋泰半落在东南人民肩上，大概是不错的。那条大运河为何是明朝生命线？即因赖此东南钱粮才源源北上，为朝廷输血。如谓北京乃明朝心脏，大运河便是使它维持搏动的血管。自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大运河从东南疯狂吸血二百余年，每位东南百姓一年劳作的果实，“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67]。东南人民除了贡献粮食、盐、棉花、丝织和库银，甚至要从收到运一条龙负责到底。例如贯穿整个明朝，苏松常嘉湖五府承担的“白粮”，不仅“全征本色”，且“民收民解”，费用惊人，沿途要受各关津闸坝官吏的勒索，支付纤夫费用，支付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转运、赁屋等费，经常遭到各地流氓地头蛇劫夺与敲榨，赶上恶劣气候也会造成额外损失……不一而足。￠鸿*特￠晓.说\王· `追,蕞!薪/璋\结?最终加以核算，我们来看一位学者的研究：史称万历年间吴江县“大率费米六石有余，始完正米一石”。及至崇祯年间的官方报告，亦指出每船自起解至制销需“费至一千五百两”，平均每石费用为三两，按当时法定的一般粮价折算约为六石左右。如果再把解户因途中漂损而赔纳的部分计算在内，那么总的费用当然就更加浩大了。例如万历年间松江府有一位名叫宋宪的解户，因粮解“半遭沉溺，半为歇家侵渔”，一般之使费竟“负官税几二千金”，亦即共亏欠二千两，平均每石耗费高达四两，约折算为八石左右。[68]

可见南方条件虽较北方为佳，而若将沉重负担考虑在内，一般人民的景况也并不宽裕。

对明末北方多处爆发农民起义，史家往往提及极端化年景。如：“岁俭，无所得食，遂群聚为寇。”[69]“崇祯二年，秦大旱，粟腾贵。”[70]“草根木皮尽，人相食。”[71]北方自然条件差，较易遭遇极端化年景，南方一般较少。不过战乱背景下，这种事情也同样在南方出现，辛巳年（1641），张献忠围困下的桐城，便“城中食亦匮，多饿死，或割死人肉以为食”。[72]

但很奇怪的，大动乱却只从北方涌起。《平寇志》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