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二年内，发生在陕西的起义，“其有名目者”（已闯出名头的），即有紫金梁、满天星、蝎子块、老回回……“凡二十四家”，晋、豫两省则有英王、王镇虎、朱温、赵令君……“凡三十八家”；又说“贼尽响河北”[73]亦即影响遍及河北全境，非以“蜂起”则不足以形容。而南方虽有零星事件，却始终未显燎原之势；相反，以我们前面举到的几例，倒有些虎头蛇尾，草草了事，官府轻易即予摆平。更有甚者，南方民众对于南下的北方造反者，一般不表支持，反而排斥、抵制，乃至与官府、官军联手打击。在北方，造反者所到之处迎附蜂起，常常里应外合。甲申国变后，赵士锦一行逃离北京南还，北方沿途多是乘乱而起态势，一过淮河，情形立变，由此以迄东海，州县居民纷纷组建乡兵，严防死守，欲将“贼寇”坚拒门外。前述桐城民众对张献忠，也持敌意。众多史述显示，李自成、张献忠在南方各地（荆楚至江浙，以及四川），难以聚集在北方的那种“人气”；南方民众与他们的关系即便不是排斥的，也在心理上表现疏离状态。

这岂不有乖“逻辑”？既然南方民众生存也很逼仄，所受压榨或且过之，一样苦大仇深，为何不与北方民众同仇敌忾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74]依照阶级斗争学说，解释不通。

除了阶级斗争，有别的解释。民风大概就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一般认为，北人剽悍，南人柔弱。南人缺少北人那种孤注一掷、好勇斗狠的气质，比较懦弱，比较胆小，容易息事宁人。以此性格，不光慎于“举事”，连“从乱”也不大敢。这种地域之见，通俗易懂，又似乎总能验之于日常见闻，因而弹此调者历来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