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却无人可以诉说。我既不愿增加老父和女儿们的忧虑，更不敢向我先生诉苦。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总以为如果我诉说劳苦，甚至只要有人同情我的劳苦，都是对他的侮辱和讽刺。总之，这一年来我尝遍了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劳苦酸辛。不过我那时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觉悟，只觉得一切都该逆来顺受，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为美德。还记得那时我教书所用的课本，是加州大学白芝教授（Cyril Birch）所编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选有一篇《史记》的《伯夷列传》和一篇《国语》的《公子申生之死》。我在讲述时对这两位中国旧伦理传统中的典范人物，都表示过尊敬赞扬。当时我的想法有两点：一是伦理本是一种双方面的人际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维系社会安定的要素；如果人际的一方不守伦理的约束，而另一方仍然遵守约束的话，则社会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安定力量，否则便如伯夷所说的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了。二是我以为完美的持守是一种最高的理想，无论人际的另一方的行为如何，自己的持守都不该改变；因为品格的持守，不只是对人的问题，而也是对己的问题。我后来才觉悟到这原来是造成人际关系之不平等的一种懦弱的道德观，不过我的积习已成，所以直到今日仍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