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花间集》中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容易引起人产生托喻之想，是由于一种双重性别的因素。^x~k￠a~n?s*h?u¨w￠u/.·c^o`m^张惠言的比兴寄托之说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这种双重性别的质素，确实具有使读者产生一些联想的可能性。

“双重性别”是说这些写女子相思怨别的感情的小词，现实中的作者是男子，是男子来写女子失意的感情。当他写这个女子没有找到一个爱她的人的时候，无意之中把他自己在官场上的失意，把他自己得不到人的认识和欣赏的某一种潜在的感情给流露出来了。这是小词之所以形成了以要眇深微为美的美感特质的一个要素。

只不过小词中的双重性别这一质素，与过去传统诗歌中的男子作闺音的有心喻托之作，实在有极大之差别。我在该文中还引用了法国女学者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说法，指出诗歌语言中的两种作用，一种被克氏称为“象喻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另一种被称为“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ction）。￠武·4`墈\书/ ·埂.新?醉?全`中国传统诗歌中男子作闺音的比兴之说是属于前一种作用，而小词中的双重性别则是由其叙写的口吻及语言符号与显微结构等因素而使人产生托喻之想，是属于后一种的作用。前者是受拘限的、被指定的，而后者则是自由的、不断在生发变动之中的。这一种说法，当然也是前人词说所未曾指出的。

以上各篇文稿，反映了我对词学中之困惑的一段长期探索的路程。我对词学中的困惑之形成以及词的美感特质之形成的种种因果关联，其间一些微妙的质素，都做了简要的说明，但似乎仍然没有一个总体的归结。我觉得还有两点应该加以说明的：一是词体中的要眇幽微之美，它的本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质素；二是这种难言的美感，既不能用张惠言的说法拘狭地指为比兴，也不能用王国维的说法含混地称为境界，那么这种美感特质究竟应叫做什么呢？

1993年我又写了《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篇文稿，对以上的两个问题提出了两点说法。~1/7/k^a^n￠w·e?n~x,u¨e..~c·o′m/一是对词体中之要眇幽微之美的基本质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这种特殊的美学品质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不仅晚唐五代与北宋的令词之佳作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质素的一种美，就连苏、辛一派之所谓豪放词的佳作，甚至南宋用赋化之笔所写的咏物之词的佳作，基本上也都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的质素。二是张惠言所提的比兴之说与王国维所提的境界之说，对这种特殊的美学品质都不能加以涵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传统说诗的论述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术语来加以说明的缘故。

我认为由《花间集》为词这种文类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使后世的词学家因此形成了对词的衡量的一种特殊的期待视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词在演进的历史中，发生过几次重大的转变：一是柳永的长调慢词的叙写，对花间派令词的语言造成了一大改变；二是苏轼的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内容造成了一大改变；三是周邦彦的有心勾勒安排的赋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自然无意的写作方式造成了一大改变。如果从表面来看，这三次重大的改变无疑是对花间词原来的语言、内容、写作方式的层层背离。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词的演进发展中，无论是柳词一派的作品、苏词一派的作品，还是周词一派的作品，凡是其中被认为好的作品，大多都是仍然含有一种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的作品。也就是说，在词的演进中，虽然写作的语言、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由“花间”形成的，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一期待视野与衡量标准，一直没有改变。在这种认知背景下，我从花间词以来艳词发展的历史，透过对朱彝尊的爱情词所做的考查，发现他的《静志居琴趣》所收的爱情词，写得朴质深厚，别有吞吐不尽之意，在艺术上完全暗合于自“花间”以来所形成的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意蕴为美的美感特质。

可是当我对《静志居琴趣》中的词再进一步思考，就发现这些词的言外之情思，却与早期令词所引人生言外之想的因素有所不同。早期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