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所以引人生言外之想，往往是由于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果然有某种深隐的情意——如双重性别、双重语境、忧患意识或品格修养等种种附加的质素——渗入了艳词的叙写之中的缘故。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只是写爱情，没有其他质素在里边，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词具含了无限情思于言外的美感特质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以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朱彝尊的评价很有参考价值，他说“竹垞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辞，故为隐语，所以味厚”。从陈廷焯这段话我们推论，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之所以有深厚不尽的情思，是因为其中有一种“难言之处”，而朱彝尊的难言之处是因为他写作的对象是“确有所指”，而不是一般士大夫写给歌伎唱的艳曲，他写的是现实中确有，但却不为现实所接受的一段私恋之情。由此看来，朱彝尊的爱情词虽然没有早期令词那些作者潜意识中的双性心态、忧患意识等等附加质素，但是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受到一种深微幽隐的意境，是因为他所写的爱情对象不同的缘故。从这里我就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正是这种不为社会伦理所容的感情的难言之处，反而形成了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