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天之灵若有所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跟程千帆先生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我跟缪钺先生合作撰写《灵谿词说》时写的那些论词文稿，还有论词绝句，都寄给程先生看，程先生很赞同我们写的那些论词绝句。后来，我把词的演进分成几个阶段：最早的花间词和北宋的小令称为“歌辞之词”，其后苏东坡、辛弃疾的词称为“诗化之词”，南宋的词称为“赋化之词”。从歌辞之词到诗化之词，大家都有共同的认知，李清照就说像苏东坡的词就是句读不整齐的诗，这是大家公认的。至于南宋以后的词，很多人不大能够欣赏，而我提出把南宋词称为赋化之词。我以为这种演进有一种必然的需要，因为小令是很短小的，它可以有很多言外的意思，写得很含蓄的。可是柳永把男女的感情都用长调写了，就比较浅露，比较肤浅；而诗化之词如果写豪放的志意也都平铺直叙地写下来，这些激昂慷慨的词就流于粗率了。所以，从周邦彦开始，到后来的吴文英、姜白石都故意把它写得晦涩一点。因为词这种文学体式，跟诗不一样，诗你可以写成长篇的歌行。诗在朗诵时有一种气势，可以用气势直接打动你。可是词变成长短句，就失去这种气势了，太平铺直叙了，就失去了词的美。长调写婉约词就容易淫靡，写豪放词就容易粗率。所以周邦彦不得不用人工的安排，使它不能够一泻无余，不能够一下子滔滔滚滚地写下来。《古今词话》上说，长篇的歌行像骏马迈坡一往无前，可是词如果是长调，这样一直写下来，就显得浅率了。《古今词话》上还说词的长调要如同娇女步春，要像一个娇弱女子在春天里散步，要“一步一态，一态一变”，每一步都要有一个姿态，每一个姿态都要有一个变化，这样才有它的美。我认为这就是赋化之词的特色。我这样的说法得到了程千帆先生的赞成，他以为这种说法解答了词学中很多困惑和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