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43国。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等来朝，使团成员多达五百余人；渤泥国王不幸病逝北京，成祖为之辍朝3日，并葬于德安门外，谥日“恭顺”；苏禄国王在归途中病逝于德州，明朝政府亦葬之以礼。永乐十四年（1416年），遣使至中国的有古里、爪哇、满剌加等18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来贡者共16国，计一千二百多人。这些友好的交往，与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航海家的海盗行径，有着根本性区别。后者每到一地，往往先立石“留念”，以表示他们的国家占领了这个地方。为了得到黄金和土地，他们常常将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作为主要手段。

当然，我们在审视数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时，也毋庸讳言，郑和下西洋亦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从郑和的出身来看，他是内官监的太监，而内官监在当时是负责采办宫廷所需的一个机构，皇室所需的各种奇珍异物，大都要向海外寻求。而这些，正是郑和的职责所在。郑和下西洋，每到一地，除了颁发明历、印信以及大量的金银赏赐外，主要就是办理皇差——从事贸易活动。郑和船队有宝船六十余艘。宝船，又名“取宝船”或“宝石船”。顾名思义，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猎取宝货（如珍珠玛瑙、奇禽异兽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而船队每次出使归来，都带回了诸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和宝石等西洋土特产或手工艺品，甚至还有各种珍禽异兽，如狮子、驼鸟等，所谓“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说的便是当日的真实情状。远征的开销除了来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机构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远洋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建造的，每只宝船的造价约需五六千两白银。水手则招自福建，船队由约2，7万名左右的水手操纵。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的奢侈品。作为在航程中赠送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七次下西洋带走了大量财货，如金银、丝绸、瓷器、铁器、铜器以及钱币等。这些财货除部分用以交换海外珍宝和方物外，许多都是无偿的赏赐品。据《广志绎》记载，明初府库充溢，郑和下西洋时，赉银700余万，十载后仅剩百余万，所费计600万两白银。这些开销除用以海外贸易者外，大多用于赏赐。庞大的船队需要巨额的开支，但换回的物品却大多是珠宝、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经济负担。对此，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曾形象地描绘了明成祖的心态。它指出朱棣对郑和船队下西洋，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自然是明朝的声威远被，而惧的则是：“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这不是一则以惧？”此虽小说家言，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因此，史书上称郑和下西洋为“宝船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