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缴粮，还要自行组织运输；一句话：一条龙服务，负责到底。此项费用极其浩巨，史称“民一点粮解，未有不赔累、破家、流涕、殒命者”，“江南力役重大莫如粮解”。[94]

第五条：“十库钱粮……不许私派扰民。”[95]需要注意的，是“私派”二字。既申禁止，就可知其存在；并且，不到相当程度，显然也无须上谕特申。

第十三条：“近因饷匮，派报营官富户助饷，甚为骚扰。除曾奉明旨酌减外，其余尽准豁免。但寇乱未靖，军兴不敷，各人亦应捐输助国，以励同仇，即照捐数多寡，分别甄录。”[96]此条虽与普通民众无关，却同样逾于法外，我们不因被“骚扰”者是富人，就觉得可以容纳一种非法行径。重要的是，这个朝廷已完全不讲规矩，以致捐款都成为搞钱、勒索的方式。

第十四条：“关税增加太多，大为商民之害。今止照崇祯三年旧额，征解其正税，之外一切新加、私派、捐助等项，尽行除免。如有额外巧立名色，婪行侵肥，大法不赦。至于柴米二项，原无额税，近年自私设立，甚至借名禁籴，索骗多端，殊为可恨，以后俱行裁免。又各关冗员、冗役为害商民，须抚按官严行清察，务令裁就原额，如徇情虚应，定坐通同之罪。”[97]此条所涉，系商业税及财物流通中产生的收费。明朝的苛捐杂税以及因腐败而来的滥收、乱收，于兹洋洋大观。诏书表明，明末之税，除所谓“正税”亦即依法而收的外，还以新加、私派、捐助等方式增设了许多别的税。这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既然是“巧立名色”、乱增乱设，必然不列入财政统计之内，换言之，人民赋税负担实际远远大于官方汇总的数额。这些妄行增设的税收，多少入了国库，多少被地方和官吏“婪行侵肥”，只能是无法确知的谜。这且不论，更有一些费用，连“征收”的名义都没有，而是官吏们假公权直接从事“索骗”。诏书中提到“借名禁籴”，禁籴，是特殊情况（例如灾荒）下实行的粮食贸易管制[98]，却被官吏借以索贿、敲诈商贾。至于“各关冗员、冗役”一句，尤其可怕，它描绘出明末税务机关因疯狂敛财之需而膨胀不已，人员大超“原额”，形成一支“为害商民”的收费大军，这种现象因有巨大利益驱动，似乎已成痼疾，致诏书一面厉命“严行清察”、“务令裁就原额”，一面非常担心旨意被“徇情虚应”，根本得不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