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费银若干？余银若干？如发兴屯银两，今屯未兴而原银化为乌有。若置之不问，亦可惜矣。诸如此类者，当察明清理，为兵饷之用……今后不论是何衙门，有一官便有一官职掌，不得坐耗储糈，见害则避，见利则趋，须改弦易辙，实心为国雪耻复仇，以尽臣职。[136]

他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注意：许多钱下落不明且不被追究，成为无头账。从他的叙述，我们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贪污造成（虽然可能存在贪污），而是制度混乱所致，疏漏百出，支取、投放之后并不随以严格的审计；第二，这里只举了军队造船、屯田用银两个例子，但推而可知必不限于此——制度相同，既然此处稀松，他处也绝无严谨周到的道理。

还有一种情形。例如乙酉年二月二十二日，御史郑瑜纠朱大典先前任漕抚时“侵赃百万”。圣旨批答：“朱大典创立军营，所养士马岂容枵腹？岁饷几何？不必妄计。”[137]郑瑜所纠固然有不属实的可能（不负责任或出于派系的纠弹并不少见），但圣旨的批答也实在糊涂得紧。糊涂之一，仅凭推测、未经核实，即假定那笔钱用于军饷开支；糊涂之二，就算用于军饷，漕银是漕银，军饷是军饷，两笔款子应按规程各自收发，岂能随意混淆、处置？这都显示制度本身太过苟且。

现象显现于财政，但根子在别处。如果朝廷能够认识到手中钱一毫一厘都来自百姓——像本文开始所说——国家的作用不过是汇聚民力、代为管理并使之用于国家共同利益，它还会这样玩忽人民钱物吗？问题就在于朝廷把人民的钱，看成了自己的钱，怎么用都是它的自由，糟蹋掉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